此类过渡个性的一个有趣而重要的范例,是列宁的哥哥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Aleksandr Ulianov/Александр Ульянов,1866—1887),即便在关于民粹派接受马克思主义过程的简单描述中,乌里扬诺夫也必须被提及。乌里扬诺夫当然只是一个最广泛意义上的民粹派,他自视为“民意党”传统的继承者,但在其《民意党恐怖主义集团纲领》 中,他却放弃了公认的“社会主义民粹派”之称谓,直接称其追随者为社会主义者。他的观点并无倒退,他在《纲领》中提及的主要革命力量是城市工人阶级,而非农民,社会主义被解释为“资本主义生产和资本主义阶级构成的必然结果”。他写道,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另外一种更直接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式,如果在人民的传统中,在知识分子和政府的性格中存在诸多特殊的有利条件”。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规律“表现为一种历史必然性,这种必然性左右着每个国家朝向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如果这一进程的发展是自发的,没有某一特定社会集团的有意识参与”。
转引自波列沃依:《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诞生》,第315页。如果我们记得乌里扬诺夫翻译过马克思早期一篇题为《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文章(译文发表在瑞士,附有拉夫罗夫有趣的序言),那么他试图将民粹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的奇特尝试便很容易理解。马克思该文的主要内容是对宗教的批判,可这对乌里扬诺夫而言却是次要的,他感兴趣的主要是马克思的这一观点,即一个国家的历史发展有可能被压缩,其路径即在意识形态层面跨越这一过程的某些阶段。年轻的马克思认为,德国的政治发展就超越了其历史发展,因为德国在思想上已经历了法国在现实中经历的一切。乌里扬诺夫相当正确地看到了这其中的一个重要论点,即在历史方面落后(但在意识形态方面发达)的国家有可能跨越或压缩其“自然”发展的某些阶段。关于这一观点,复兴的“民意党”圣彼得堡小组成员鲍·柯尔佐夫有如下评论:“我们经常谈论马克思的这篇文章,乌里扬诺夫总是认为,德国在思想上经历了其他国家在实践中经历的一切,这一观点与马克思后来的观点并不矛盾,也适用于俄国……后来,我曾从其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那里听说,他们也曾用这种方式阐释马克思主义。”
克鲁普斯卡娅:《列宁回忆录》(N. K. Krupskaya, Memories of Lenin)(伦敦,1930),第4—5页。乌里扬诺夫的死亡中止了其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他是刺杀亚历山大三世(所谓“1887年3月1日事件”)行动的主谋,他在行动失败后被绞死。列宁的妻子克鲁普斯卡娅写道:“哥哥的命运无疑深刻地影响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这位未来的布尔什维克革命领袖也对辛比尔斯克当地自由派的懦弱印象深刻,他们在乌里扬诺夫被捕后对其一家态度冷淡。克鲁普斯卡娅认为:“年轻时的这段经历无疑在列宁对待自由派的态度上留有印记。” 有趣的是,列宁一开始便对自由派持有怀疑和厌恶,这显然有别于普列汉诺夫。
第二节 普列汉诺夫与“理性现实”
如前所述,普列汉诺夫在1870年代末所关注的主要问题,是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将资本主义视为俄国经济中的一种“自然”趋势。因此,他怀着不无激动的心情研究了奥尔洛夫采集到的关于俄国乡村资本主义关系发展的统计数据。
然而,普列汉诺夫对资本主义在俄国进展的观察,并非他拒绝民粹派所谓绕过资本主义的观念之唯一原因。他与民粹派的决裂在同等程度上也源于民粹派的革命鼓动工作所得来的教训,即社会主义宣传更能吸引城市工人阶级,而非生活在乡间村社中的农民,俄国社会主义者的首要任务就是推翻沙皇体制。“民意党”成员们最早得出这些结论,这自然意味着必须放弃民粹派漠视政治斗争的典型态度,但在最终目标上,“民意党”成员们却存在分歧。一些人(季霍米罗夫派)试图夺取权力,另一些人(由热里亚博夫领导)则试图引入一部保障民主自由的宪法。普列汉诺夫是最倾向“非政治”民粹主义的人士之一,他拒绝季霍米罗夫的纲领,视之为“布朗基主义”的纲领;他也批判热里亚博夫的纲领,因为它接近于放弃社会主义。他认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已找到步出这一困境的办法,它正在进行合法的政治活动,同时也并未放弃其社会主义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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