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信直到1886年才公开发表。 此时,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普列汉诺夫)已提出他们自己的理论,他们在其中特别强调了“资本主义阶段”不可避免的观点。马克思本人对这种观点表示怀疑,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的怀疑只字不提,这种怀疑的重要性也被低估了。1890年代,当工业化在俄国取得明显进展,恩格斯将马克思的怀疑描述为战术考量,他认为,马克思始终不愿冷却俄国革命者的热情,俄国革命者的勇气源自这样一种信念,即相信农民村社未来有可能建成社会主义。
见本书第199—200页。恩格斯的解释与马克思于1881年致维拉·查苏利奇信的三份草稿相矛盾,这三份草稿清楚地表明,马克思相信俄国有可能绕过资本主义阶段,并认为这一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不过,对马克思关于不发达国家之未来的看法进行详细分析,这已超出本书范围。此处只需说明,马克思仅泛泛地提出这一问题,他的看法虽然非常敏锐,但并不广为人知,而他那些最有名的著作却包含这样的公式,即资本主义是每个国家注定都会经历的一个自然发展阶段。
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开始在俄国革命者中广为传播,因为后者对之前使用的斗争方法越来越失望,也无法忽视资本主义在农业领域取得的明显进展。与民粹主义的分道扬镳艰难而又痛苦,在立场出现彻底的两极分化之前,人们做出许多尝试,试图把马克思主义与绕过资本主义阶段的旧梦想加以调和。
第一节 在民粹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
关于普列汉诺夫最重要的英文专著为巴伦:《普列汉诺夫: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S. H. Baron, Plekhanov: The Father of Russian Marxism)(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1963)。在这一语境下,格奥尔基·普列汉诺夫(Georgy Plekhanov/Георгий Плеханов,1856—1918)的思想演进尤为有趣 ,他年轻时与正统民粹主义革命运动(“正统”的意思即仅倡导“在人民中间”的活动以及“通过人民”的活动)联系密切。在其1879年1月刊于《土地与自由》杂志的《社会经济发展规律与俄国社会主义的任务》一文中,普列汉诺夫试图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为一种符合“土地与自由社”纲领的学说。
这篇文章的开头抨击了特卡乔夫的追随者及其“夺取政权”理论,从普列汉诺夫后来政治演进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即便如此,普列汉诺夫仍是正统民粹派的代言人(他后来始终对所有形式的“布朗基主义”抱有深刻敌意),但是,他却在此时转向马克思主义,以反对其对手的政治冒险主义。他写道,那样的时代已经过去,曾经人们以为,为建立一个更好的社会体制,仅需“精心密谋,夺取政权,并向居民颁布一些仁慈的法令”。这类观点是社会学中神学阶段的一种表现。但那样的时代已经过去。如今,社会学意识已进入实证阶段,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主义理论为代表(洛贝尔图斯和杜林也被提及)。普列汉诺夫继续写道,《资本论》的作者揭示出,国家的社会制度由经济发展决定,社会由不能随意改变的法律所管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必须赞同那些自由派政论家的观点,他们利用这一思路佐证其看法,即在落后的俄国为社会主义而斗争没有意义。在不同的地方,经济发展规律也有所不同,“历史并非一个单调、机械的过程”,卡尔·马克思也不属于“那类人,他们很乐意把人类塞进‘普遍法则’的普罗克汝斯忒斯之床”。
评论 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