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别林斯基与西方主义诸类型
安年科夫:《文学回忆录》(P. V. Annenkov, Literaturnye vospominaniia)(莫斯科,1960),第293页。作为斯拉夫派的对手,所谓“西方派”(Westernizers/западники)与斯拉夫派很不同,他们并未形成一个具有统一思想体系和社会哲学的同质运动。西方主义只是由一些潜在的不同流派组成的松散联盟,1840年代的民主派和自由派在这个平台上找到了反斯拉夫主义的共同点。导致斯拉夫派和西方派这两个群体分裂的争议问题是“个性观”(idea of personality/идея личности)问题,这是哲学左派的关键问题,斯拉夫主义派斥之为西方的错误观念,是西欧步入歧途的结果。因此,斯拉夫主义便成为一种需要给出答案的哲学,尤其在1840年代初,斯拉夫派已对俄国历史做出独特阐释。正如赫尔岑后来所坦承的那样,西方派越来越意识到,必须去“把握斯拉夫派提出的那些主题和问题”。
当代评论家一致认为,在与斯拉夫派的公开论战中,别林斯基是主角。赫尔岑仅参加私人讨论,他有时会在其日记中记录这些讨论。赫尔岑的哲学观点,尤其是他的“行动”和“个性”等概念,表明他是斯拉夫派的坚定反对者,但是他也并非“欧洲主义”的明确支持者。在某种程度上,斯拉夫派对西欧的批判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在他看来,这与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批评有诸多相似之处。赫尔岑显然觉得别林斯基对斯拉夫派的态度过于敌意,这一点体现在他1844年5月的一则日记中:
赫尔岑:《赫尔岑文集》,第2卷,第354页。别林斯基常说:“我天生就是一个犹太人,我无法和非利士人坐在同一张桌边。”他在受苦,他又因为所受的苦要去憎恨、责骂那些完全无辜的非利士人。对于别林斯基而言,斯拉夫派就是非利士人。我本人不同意斯拉夫派的观点,但别林斯基拒绝接受斯拉夫派无意义废话中的真理。他无法理解斯拉夫人的世界,他绝望地打量那个世界,他也有错,他无法预感到未来世纪的生活……我处于一种奇怪境地,一种在斯拉夫问题上无意中的中间地带。在斯拉夫派看来我是西方派,而在他们的敌人眼中我又是东方派。这就意味着,对于我们这个时代而言,这些片面的定义已不适用。
第一节 别林斯基的西方主义
古代俄国与现代俄国
别林斯基:《别林斯基全集》,第5卷,第308页。在对俄国历史的哲学阐释中,别林斯基所关心的也同样是那些令斯拉夫派感兴趣的问题,首先是彼得大帝的作用以及改革前后两个俄国的对峙。他在分析中使用了在俄国黑格尔主义者中流行的辩证方法,而他是将这一方法应用于俄国历史的第一人。他认为,个人和整个民族均要经历三个进化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自然直接性”阶段;第二个阶段是理性的抽象普遍主义阶段,伴随着“反思的折磨”以及直接性与意识这两者的痛苦分裂;第三个阶段是“合理的现实”阶段,它建立在“直接因素与有意识因素的和谐融合”的基础之上。
别林斯基:《别林斯基全集》,第5卷,第135页。早在1841年的长文《彼得大帝之作为》中,别林斯基便详尽演绎了这一观点,他在文中写道:“一个是处于自然的、直接的、父权制状态下的民族,一个是处于其历史发展的理性运动中的民族,这两者是有区别的。” 他认为处于前一状态下的民族,不能确称为“民族”(nation/нация),而只能称之为“人民”(people/народ)。这两个概念的选择对别林斯基而言十分重要,因为在尼古拉统治时期,“人民性”(народность)一词被官方人民性理论的倡导者所使用,或更确切地说是被滥用,因此已带有一种明显的保守色彩;而“民族性”(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ь)一词,则由于其源自法国大革命的外国血统,能与资产阶级民主的民族运动构成呼应。
别林斯基对彼得改革前俄国的描述与斯拉夫派的描述惊人地相似,尽管两者的结论大相径庭。在彼得之前,俄罗斯人民(即直接性时代的民族)是一个联系紧密的族群,其纽带即信仰和习俗,也就是被斯拉夫派理想化了的因因相袭的传统。然而,这些品质却未给理性思维或个性的出现留下任何空间,从而阻碍了社会的动态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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