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兰文原版序
拿到这本《俄国思想史》的一些读者可能会感到疑惑,即书中对哲学的讨论为何与对社会思想的讨论有如此密切的关联;或许还会另有一种疑惑,即作者为何分别将1760年和19世纪末选作他叙述的起点和终点。
先谈第一个问题:撰写某一国家的哲学史,这显然既有利也有弊。比如,理论哲学就很难被强制性地置入国家框架,除非它在某一特定时期碰巧成为世界哲学中的一个章节。另一方面,历史学家主要对哲学理论中所表达的“世界观”感兴趣,对哲学理论的历史决定因素和社会功能感兴趣,他们更愿意在国家背景层面展开其研究,旨在彰显思想与具体的政治、文化语境之间的关联。然而,这种方法必然意味着要将研究重点从纯粹的理论哲学转向不同政治和社会思潮的哲学基础。
就俄国而言,另有几个很好的理由支持将社会思想纳入哲学史。首先,哲学在俄国的出现相对较晚,要将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建立起来并非易事。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异常艰难的政治时局使然,在被严格控制的大学,探索性思想的发展受到制约,直到19世纪下半叶,这一方面的某些变化方才开始发生。阻碍哲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出现的另一个因素,是19世纪俄国知识分子的特殊处境。关于政治压迫、国家落后以及有待解决的紧迫社会问题的痛苦意识,分散了人们对那些与社会实践无直接关联的问题的注意力。因此,哲学反思必然涉及伦理问题、历史哲学问题、政治问题以及更多见的宗教问题,而部分地忽视本体论和认识论等传统问题。在民粹派这一19世纪下半叶最具影响力的知识分子阶层,致力于“纯哲学”被认为是不道德的,是对人民神圣事业的背叛。
拉德洛夫:《俄国哲学史纲》(E. L. Radlov, Ocherk istorii russkoi filosofii)(圣彼得堡,1912);施佩特:《俄国哲学发展史纲》(G. Shpet, Ocherk razvitiia filosofi v Rossii)(彼得格勒,1922);雅科文科:《俄国哲学史》(B. Jakovenko, Dejiny ruské filosofie)(布拉格,1939)。前面提及的几种情况,使得从狭义的专业角度撰写一部俄国哲学史变成一件特别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可资做证的有拉德洛夫、施佩特和雅科文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出版的此类著作。 这几位作者关注的是经院派哲学家,他们用形式主义标准来定义哲学,给出一幅俄国思想史的贫乏图景,并在最终的分析中认定那些经院派哲学家全无原创性。这一结论或能被这些作者自己的论述所推翻,但毫无疑问,严格地说,俄国哲学的原创性并不易确定,而它对西欧思想的依赖却显而易见。只有当我们在俄国思想史的语境中审视这一问题,从这样的角度来看问题,即它最接近受过教育的俄罗斯人的心灵,并被他们视为与祖国未来最为相关的问题,如此方能看到俄国哲学惊人的原创性。在19世纪尤其如此:我们在这里看到了思想与其影响之间最非同寻常的异体受精;一个大国的快速现代化被压缩进一个很短的时间段;社会结构和思维方式中古代因素与现代因素的奇异共存;外部影响的迅速涌入以及对这些影响的抵制;一方面是西欧的社会现实和思想对知识精英的影响,另一方面,他们又在不断重新发现他们自己的本土传统和社会现实。所有这些因素均会使19世纪的俄国思想史显得更加有趣,更富戏剧性,胜过许多拥有更丰富哲学传统的发达国家的思想史。更何况,还必须添加上俄国知识分子毫不妥协的意识形态承诺,他们对道德理想的热情追求,以及他们对他们所面对的那些“该诅咒的问题”的敏锐理解。
需要指出,本书并不讨论俄国的逻辑史或科学哲学。这并非是说,哲学问题只能作为社会政治传统的一部分来进行研究。本书之后的章节仅讨论俄国社会思想中那些具有重要哲学内涵的方面。具体的政治纲领不会得到讨论,除非此类讨论为理解社会哲学的发展所必需。哲学理论要自其社会意义和历史重要性的角度来加以考量,但一些脱离俄国思想主流、影响较小的哲学家也得到了讨论。毕竟,本书作者撰写此书的目的之一,即提供一本有用的参考书。本书作者不得不做出一些取舍,但选取或舍弃某位思想家,所遵循的主要是纯哲学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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