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启蒙主义思想潮流
启蒙主义思想在俄国出现的条件于数十年间逐渐发生着变化。这一进程虽发端于彼得大帝的改革和俄国的强制西化,但历史学家仍认为,启蒙运动直到18世纪下半叶,即叶卡捷琳娜二世在位(1762—1796)初年方才开始。
普列汉诺夫:《俄国社会思想史》,《普列汉诺夫文集》(G. Plekhanov, Istoriia russkoi obshchestvennoi mysli, in Sochineniia)(第二版,莫斯科-彼得格勒,1920—1927),第22卷,第307页。彼得改革的主要目的,是俄罗斯国家最迅速、最有效的军事现代化和技术现代化。正如普列汉诺夫所言,18世纪上半叶杰出领袖们对启蒙运动的态度是“着眼于启蒙运动直接的、实际的利益” 。他们未曾料到,政治和社会制度或也需要进行彻底改革。他们对独裁制度的“摩西遗训”深信不疑,认为它富有文明的使命,能够唤醒国家,引导国家走向启蒙和进步。就连伟大的俄国科学家、诗人、文学理论家和莫斯科大学的创始人米哈伊尔·罗蒙诺索夫(1711—1765),亦持同样信念。
然而在叶卡捷琳娜在位期间,某种类似独立的公众舆论的东西开始出现,它有异于开明的宫廷人士所持的观点。此时对西化的社会效果和道德效果以及西化的未来前景进行评估,时机似已成熟。如今人们对道德问题更为敏感,这使得人们对现实更具批判眼光,对眼下的恶有更广泛的认识。反省的进程一旦开始,人们便会在那些由社会制度和政府权威所奠定的、之前貌似确凿无疑的原则中寻找恶的根源。现代的政治反对派由此现身,这自然会削减“开明的”独裁政权的改革热情,而由此导致的镇压反过来又强化了当局和国家知识精英之间日趋激烈的冲突。
在这一进程中,法国启蒙主义哲学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哲学在叶卡捷琳娜二世在位期间盛行于俄国。俄国启蒙运动事实上成熟于法国启蒙思想所造就的氛围,其中包括法国启蒙思想对于各种被盲目接受的传统和社会制度所持的批判态度,我们后面将看到,就连那些启蒙运动最坚定的敌人也曾受到这一氛围之影响。
第一节 叶卡捷琳娜二世与启蒙哲学
这在米留科夫的《俄国文化史纲》(圣彼得堡,1901)第3卷中有详细讨论。另见马科戈年科:《诺维科夫与俄国17世纪启蒙运动》(G. Makogonenko, Novikov i russkoe prosveshchenie XVII veka)(莫斯科-列宁格勒,1951),第4章。女皇本人起先鼓励法国思想的涌入,更为重要的是,她甚至试图把法国启蒙哲学用作其内政和外交工具。 她希望激起一场智性运动,她能自上而下地加以引导,掌控主动权。叶卡捷琳娜还被称为“哲学家君主”中的一位,尽管这一称谓可能是对她过于奉承的描述。伏尔泰在给达朗贝尔的一封信中写道:“像我们漂亮的叶卡捷琳娜这样的学生,并不能给哲学带来什么收益。”然而在对俄国哲学史的叙述中,叶卡捷琳娜不应被忽视,甚至可以说,她的角色至关重要,不是因为她本人做出的贡献,而是因为她那个时代所有更为杰出的俄国思想家均必须关注她的思想,并与她进行或公开、或伪装的讨论。
转引自普列汉诺夫:《俄国社会思想史》,第144页。普列汉诺夫引用了冯维辛(见本书第34页【本书页码为原纸书页码。】。注释中所引的本书页码见本书边码,下同)的话:“如果他们先于我们在这里生活,那么我们至少在开始生活时可以选择我们希望的方式,以避免在这里存在的根深蒂固的罪恶。我们开始,他们结束。”“后发优势”概念后被恰达耶夫、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民粹派所采纳。对叶卡捷琳娜雄心勃勃的天性构成诱惑的是这样一个愿景,即做一位“开明君主”,用其权威改变持续至今的“非理性的”历史进程。她有无限的功名欲望,有震惊世界的追求,与此同时,她似乎又比其他统治者有更大机会来实现她的愿景。她是一个外族人(她是德国不起眼的安哈尔特-策尔布斯特公国的王室成员之一),因此对于她的俄国新家,她没有任何或赞成、或反对的偏见。至少在形式上,她拥有绝对权力。此外,在她所统治的国家,古老的传统被视为开明君主理性意志之障碍,已被彼得大帝的暴力改革所推翻,所破坏。狄德罗特别强调过后一种情形。狄德罗在写给叶卡捷琳娜的《关于治安的历史散文》一文中宣称,对既有立法制度的改革不可能在法国施行,因为它与传统的所有制关系的关联过于紧密,而在俄国,“殿下却幸运地能承受一切,也幸运地仅渴求更佳”。狄德罗认为,彼得大帝的俄国是一个新兴社会,它不受古代僵化传统的阻碍,因此特别容易成为一位明智立法者之创造性意愿的试验田。“这个至今无所作为的民族多么幸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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