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科泽尔斯基而言,实践哲学最为重要。虽然他的阐述大多是理论上的,但他有一个非常实际的目标,即希望他书中阐述的人道主义原则能对法典委员会的工作产生一些影响。他接受自然法则理论,这使他会对专制体制发出谴责。尽管他支持开明的专制体制,但他却认为,从理论的角度看,最完美的制度还是共和制。他写道,普通人的无知令人遗憾,但在他们“开化”之前,有必要改善他们的处境。他钦佩卢梭,认为卢梭是“实践哲学”最伟大的倡导者,他也接受卢梭对自然状态的理想化,但科泽尔斯基也意识到(正如卢梭本人那样),人的这一首要状态已不可挽回地丧失殆尽,当下必须尽一切努力利用社会状态的积极一面。他谴责奢侈和极端的不平等,他捍卫体力劳动的尊严,甚至提出每天八小时工作制的理想。在其伦理学中,科泽尔斯基追随的是夏夫兹博里而非爱尔维修,他认为美德高于理性,道德训练高于智力教育。他建议用美德来规范人的行为,而不是用开明的自私,因为美德会带来团结和互助。他甚至建议,遭遇不幸的人应得到整个社会的帮助。政治学也应建立在伦理学的原则之上,科泽尔斯基将政治学定义为这样一门科学,即它能以最有效、最公正的手段实现公正的目标。他虽然认同防卫的必要性,但他谴责旨在征服(包括殖民征服)的战争,认为一个国家的防卫能力不仅取决于其军队的力量,而且甚至主要取决于其内部关系。
在《哲学建议》发表20年之后,科泽尔斯基出版了一部哲学对话录,题为《两位印度人迦兰和易卜拉欣关于人类认知的思考》(1788)。这篇对话录原本拟作为一部更庞大作品的开篇部分,其中包含对自然史的哲学思考,其观点在许多方面均很接近唯物主义。
德米特里·阿尼奇科夫(Dmitry Anichkov/Дмитрий Аничков,1733—1788)对俄国哲学讨论标准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是哲学家兼数学家,是莫斯科大学教授。他的著作包括《论自然神学的本质和起源》(1769)、《论人类认知之属性》(1770),拉丁文论文《论逻辑学和形而上学》(1782),以及《论阐释灵魂与肉体最密切关系的几种不同方式》(1783)。
这些著作中的第一篇无疑是最具独创性、最典型的启蒙主义思想著作。在这部著作中,阿尼奇科夫将宗教的起源归因于对自然现象的恐惧,归因于“幻觉”或曰想象的活动,归因于“钦佩”或曰英雄崇拜,亦即无知的大众对那些拥有非凡体力、敏捷和天赋之人的崇拜。在讨论宗教如何转变为有组织的崇拜时,阿尼奇科夫强调,牧师和神权统治者出于物质利益考虑,会有意识地采取口是心非的策略。他的主要材料源自卢克莱修的《物性论》和18世纪旅行家们记录的有关原始民族信仰的故事。他在《论自然神学的本质和起源》中提出的观点在理论上仅涉及异教,但这些观点却在教会和保守的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对。主教公会下令公开焚烧几乎所有版本,仅有几册幸存。一段时间过后,阿尼奇科夫被允许出版《论自然神学的本质和起源》的一个新版本,前提是必须进行众多修订。他还被迫修改书名,以便确凿无误地表明,他的著作仅涉及“不开化民族”的宗教。
阿尼奇科夫在他讨论认知问题的论文中讨论了先天观念论,他赞同这样一种观点,即大脑中的一切均为先前被感受到的东西。与此同时,他追随科泽尔斯基反对极端的感觉论,认为认知包括三个阶段,即感觉感知、感觉印象生成概念以及借助这些概念进行思考。在列举错误的生成原因时,他推崇培根的偶像理论,并表达了对笛卡尔方法论怀疑原则的支持。在另一篇关于认知障碍的论文(发表于1774年)中,除其他问题外,他还对自然和环境在智性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提出了一些典型的启蒙主义看法,他特别关注与迷信民众的接触可能带来的有害影响。
在那篇关于灵魂与肉体关系的文章中,阿尼奇科夫讨论了唯物论、唯心论和二元论。在二元论的支持者中,他对信奉莱布尼茨“先定和谐”的偶因论者与逍遥论者进行了区分,阿尼奇科夫更推崇逍遥学派的观点,因为他们假定灵魂作用于肉体,而非两个完全独立的现象序列在相互对峙。道德论据是决定性的,阿尼奇科夫因此拒绝了作为莱布尼茨体系和马勒伯朗士体系之基础的肉体和灵魂二元论,因为它暗示灵魂不对肉体的罪孽负责,肉体无力预防犯罪,如此一来,它便毁坏了道德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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