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贵族保守派与贵族革命派
亚历山大一世在位时期(1801—1825)实质上是一个过渡时期。一方面,这是新的19世纪之开端;另一方面,这也是18世纪的思想潮流之延续,甚至是其顶峰。这一时代的双重性首先体现在政治思想上,尤其是卡拉姆津的保守主义和十二月党人的革命思想。卡拉姆津向后看的保守主义以及对叶卡捷琳娜统治的理想化,业已包含19世纪新保守主义的萌芽。十二月党人运动是俄国第一个革命组织,但它同时也代表着18世纪的贵族反对派之延续。这两个差异甚大的倾向却有其共同之处:卡拉姆津的保守主义和十二月党人的革命理想均体现着西方化贵族的知识激增和政治抱负,这一阶层受到了拿破仑战争以及新皇帝的自由姿态和改革承诺的激励。
第一节 尼古拉·卡拉姆津
拉季舍夫:《彼得堡至莫斯科旅行记》,第5页。 卡拉姆津:《一位俄国旅行者书简》(N.M. Karamzin, Letters of a Russian Traveler),乔纳斯译(纽约,1957),第340页。尼古拉·卡拉姆津(Nikolai Karamzin/Николай Карамзин,1766—1826)是亚历山大统治时期俄国的官方史学家。在文学创作中,他是俄国感伤主义的最典型代表,拉季舍夫亦属该流派。然而与拉季舍夫不同,年轻的卡拉姆津对公民美德或社会改革较少兴趣,他更热衷于道德的自我完善之理想。年轻时,他拒绝“世界的喧嚣”,沉湎于独处的冥想以及“甜蜜的忧郁和温柔灵魂的激情”。这种情感自我中心的姿态成为《一位俄国旅行者书简》的基调,卡拉姆津在这些书信中描述了他于1789—1790年间的欧洲之行。把《一位俄国旅行者书简》与同样是旅行见闻的拉季舍夫的《彼得堡至莫斯科旅行记》做一比较,是很有启发意义的。拉季舍夫写道:“我环顾四周,我的灵魂被人类的苦难所伤害。” 卡拉姆津却对社会问题完全不感兴趣(尽管他在欧洲逗留期间恰逢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他写道,他的《书简》只是一本“抒情小册子”,仅为一些主观印象之记录:“它们是近18个月间我灵魂的一面镜子!20年过后(如果我能活得那么久的话),它们对我而言仍是一种快乐,即使仅仅对我而言!我会仔细阅读它们,我会看到我曾经是个什么样的人,我有过什么样的思想和梦想。对于一个人而言(就让我们私下里说上一句),还有什么能比他的自我更有趣呢?”
然而,外部事件也会迫使卡拉姆津进行社会和政治范畴的思考。法国大革命一开始可能会唤起他某种含混的理想主义的同情心,但大革命的第二阶段,即国王被斩首和雅各宾派恐怖统治时期,却让他胆战心惊。“革命澄清了我们的思想。”他本人如此描述其价值观体系发生的深刻变化。他放弃了自己感伤的、相当抽象的人道主义,转而热情地捍卫专制体制,将其视为旧秩序唯一的永久支柱。他之前信仰欧洲,如今却转而批评欧洲是革命、混乱和分裂的温床,他称赞俄国恰与欧洲相反,是一个拥有稳定的社会秩序、开明的专制政府和坚定的基督教信仰的国度。
由于俄国在反拿破仑战争中的逆转取胜,由于沙皇亚历山大早期的自由主义,尤其是米哈伊尔·斯佩兰斯基当时在皇帝的要求下计划实施的司法和行政改革,卡拉姆津保守的民族主义得到了强化。保守的反对派对仿效《拿破仑法典》重组俄国的计划感到愤怒,因为这部法典是得到拿破仑资助并以拿破仑的名字命名的,而拿破仑不仅是俄国的敌人,还是法国大革命的篡权者和继承者。1811年,在斯佩兰斯基的影响达到顶峰时,卡拉姆津在他的著作《论古代和近代俄国》中表达了这种普遍的不满情绪,他在这部著作中详细阐述了他对俄国历史的反思,并对政府的政策做出了一些大胆尖锐的批评。《论古代和近代俄国》的主题就是对独裁统治的有益权威之信赖,就是极端的历史持续论,这种观点如此极端,竟然拒绝一切不是源自本民族传统,而是基于外国理论前提或模式的立法。卡拉姆津担心亚历山大试图对专制体制施加宪法限制,这无疑是一种夸大的恐惧,他对亚历山大说过这样的话:
派普斯:《卡拉姆津的〈论古代和近代俄国〉》(R. Pipes, Karamzin's Memoir on Ancient and Modern Russia)(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1959),第139页。对专制统治的滥用激起了普遍愤恨,如果亚历山大因为这种愤恨而拿起笔,给自己制定一份逾越上帝和良心的法律,那么一位真正具有美德的俄国国民便会阻止他,并说道:“陛下!你超越了你的权限。俄国正由于其多舛的命运,才在神圣的祭坛前赋予你的祖先以专制权力,要求你的祖先以至上、无形的方式统治她。这一约言是你的威权之基础,你别无选择;你可以做任何事,但你不能用法律来限制你的威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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