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十二月党人
关于十二月党人的主要英文著作有马祖尔:《1825年的第一场俄国革命》(A. G. Mazour, The First Russian Revolution, 1825)(第2版,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1961),以及拉伊夫:《十二月党人运动》(The Decembrist Movement)(新泽西州恩格尔伍德克利夫斯,1966)。十二月党人运动得名于发生在1825年12月的那场失败的起义,而关于这场运动之历史的讨论已超出本书范围。 在这里,我们将仅讨论起义前几年十二月党人的成熟思想,而不对他们理论的起源或演进做更深考察。在那几年间,举行一场反对沙皇的武装起义的想法开始出现在该运动成员的脑海中。他们受到西班牙和那不勒斯的军事叛乱(1820)、皮埃蒙特王国的革命(1821)、希腊起义(1821)以及1820年谢苗诺夫斯基禁卫军团的叛变之鼓舞。幸福同盟(Union of Welfare/Союз Благоденствия)大约成立于1818年,此为两年前成立的救国同盟(Union of Salvation/Союз Спасения)的继承者,但后者不适合于该运动的新目标,因此最好解散它,以摆脱那些不坚定或不可靠的成员,组成一个全新组织。1821年,幸福同盟被两个主要由军官们组成的秘密组织取代,这两个秘密组织一直保持密切联系。这两个组织分别是位于圣彼得堡的北方协会(Northern Society/Северное oбщество)和位于图尔钦的南方协会(Southern Society/Южное общество),图尔钦是驻扎乌克兰的第二军的司令部所在地。北方协会成员的政治观点各有不同,但总的来说远不如以帕维尔·彼斯捷尔上校为首的南方协会那般激进。因此,为清晰起见,我们将分别讨论这两个小组的观点。
北方协会
在北方协会的思想观念中,我们尤其能感觉到叶卡捷琳娜二世统治时期贵族反对派观点的某些元素。十二月党人运动这一分支的许多成员均出身于曾经十分有势、如今却已破落的大贵族家庭,有些人的血缘甚至可追溯至具有传奇色彩的留里克大公(如谢尔盖·特鲁别茨科伊公爵、叶夫盖尼·奥波连斯基公爵和亚历山大·奥陀耶夫斯基公爵等)。尼基塔·穆拉维约夫声称,十二月党人运动的源头即诺夫哥罗德和普斯科夫的传统、12世纪大贵族杜马的传统、莫斯科贵族1730年向安娜女皇提出的立宪要求,以及帕宁兄弟的立宪计划和18世纪贵族反对派的立宪计划。诗人康斯坦丁·雷列耶夫描绘出一幅安德烈·库尔勃斯基公(反抗伊凡雷帝的大贵族起义的领袖)的理想化肖像,甚至为他献上自己的一首“哀歌”(这些哀歌是对波兰诗人尤利安·聂姆策维奇的“历史歌谣”之模仿)。在十二月党人起义被镇压之后,彼得·卡霍夫斯基在调查委员会做证时坦言,十二月党人运动起初所反对的主要对象就是官僚体制的重压、对古老的贵族自由缺乏尊重以及对外国人的偏袒。另一位北方协会的十二月党人、作家和文学批评家亚历山大·别斯图热夫(他后以“马尔林斯基”为笔名继续发表作品)写道,他的目标就是建立一种“由贵族修正的君主制”。诸如此类的事实可以用来解释普希金于1830年代表达的一个观点,即十二月党人起义是由来已久的独裁和大贵族之争的最后一战。
毫无疑问,激起十二月党人对沙皇专制体制之仇恨的原因,一是对古老“自由”的眷念,二是对官僚体制的厌恶。官僚们的社会地位是他们奴颜婢膝、一心钻营换来的奖赏。但这并不意味着,十二月党人的动机仅为利己主义的阶级利益(此为米哈伊尔·波克罗夫斯基和苏联史学中所谓“庸俗社会学派”所持观点)。即便那些最热衷于将古老的自由理想化的十二月党人也不希望复原过去,他们推翻专制体制的计划旨在让全体人民获益,而非仅为贵族阶级着想,他们也将废除农奴制作为重要任务。如果十二月党人的政治纲领得以实施,它将为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奠定基础,这不仅会剥夺贵族的政治特权,还会危及其经济地位。十二月党人意识形态的贵族起源尽管导致了某些明显的局限,但这一意识形态就本质而言仍为现代自由主义的一个样板。此外,它试图推翻作为旧秩序主要支柱的独裁统治,因此它也是一种革命的意识形态。波兰历史中也有相似现象,即革命的反封建意识形态的主要代表反而是特权阶层的成员,即列宁所谓“贵族中的优秀人物”或“贵族革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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