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19世纪初的反启蒙主义思潮
十二月党人的政治改革计划充满了18世纪的理性主义精神,他们的历史哲学和文学观也体现出了浪漫主义运动的影响,但他们中间很少有人意识到,启蒙运动的价值观和浪漫主义的价值观往往并不相容。许多十二月党人(如丘赫尔别凯尔)倾心于古典主义风格,认为古典主义诗歌能更好地表达古老的“共和美德”精神。
卡拉姆津地位独特,但他也受到了启蒙运动思想倾向的直接影响,他关于历史连续性之重要性的观点主要就借鉴自孟德斯鸠(尽管他断然拒绝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论)。卡拉姆津尊重宗教,将其视为社会秩序的支柱之一,但他也称宗教神秘主义为“荒谬学”。
本章讨论俄国思想史上启蒙主义哲学的几个极端对立面,从18世纪的理性主义到神秘的宗教学说,或带有神秘主义倾向的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
第一节 神秘主义
亚历山大一世统治时期的神秘主义,是18世纪末俄国共济会内部以施瓦茨和玫瑰十字会为代表的神秘主义派别的直接承续者。叶卡捷琳娜和保罗对共济会成员的迫害并未阻止这一派别的发展,外国神秘主义者著作的原作和译作越出越多。
神秘主义在亚历山大统治期间兴盛起来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反拿破仑战争。拿破仑的失败被解释为一个证据,证明俄国肩负一项神圣使命,她被上帝选中来抗御反基督,以使基督教重获新生。法国皇帝的垮台被与《启示录》中白马骑士的失败作比,预示世俗荣耀的无常和人类力量的卑微,它们均难以与上帝的意志相提并论。拿破仑的失败也是一个反对“人类理性之自负”的观点,因此它事实上同样反对启蒙哲学家们的这一主张,即神的王国可以在没有神启的情况下在人间建立。
这场运动的基调系由亚历山大本人定下。这位沙皇年少时曾接受过瑞士自由理性主义者拉哈普的教育,在其统治的后半期,则受到克吕德纳男爵夫人影响,还与她合写了一本书,书名意味深长,即《圣地上方的云朵,或骄傲的哲学甚至也无法预见之物》。亚历山大在起草神圣同盟文本时曾征询这位男爵夫人的建议,他之后在1815年9月与普鲁士国王、奥地利皇帝共同签署了这份文本。这份文本将入盟三国称为“同一基督教民族”的三个成员,三位君主为天启的世俗代表。应该指出,亚历山大真心相信这一虚构的基督教联邦,为了它甚至不惜让俄国的民族利益面临风险。另外两位君主签署《神圣同盟宣言》则纯粹出于政治动机,奥地利皇帝以及他那位有权势的大臣梅特涅公爵甚至认为,这份条约的措辞表明其作者已然精神错乱。
神圣同盟被恰当地描述为一个国际封建守旧派的联盟。不过,亚历山大统治时期的俄国神秘主义并不能被视为一个统一的保守派别。除一些保守的(通常是十分模糊的)倾向外,还有一些旨在升华宗教体验的实在尝试。许多神秘主义信徒不仅尖锐批判18世纪的理性主义,而且也将矛头指向官方的东正教,这驱使他们去寻找一种教会之外的“内在宗教性”(inner religiosity/внутренняя религиозность),这种信仰直接诉诸感情和直觉。新教信徒,尤其是贵格会信徒,博得了广泛的认同,他们认为每个基督徒灵魂中燃烧着的神秘的“自然之光”能照亮救赎之路,而无须神职人员介入。英国圣经公会在圣彼得堡的活动也引起了广泛关注。
当时俄国神秘主义者中最杰出的人物是亚历山大·拉勃津(Aleksandr Labzin/Александр Лабзин,1766—1825)。他是玫瑰十字会会员施瓦茨在莫斯科大学教学时最喜欢的学生之一,他在施瓦茨影响下参与了共济会运动。1806年,他创办期刊《锡安导报》,在教会上层的要求下,该刊几乎立即被封禁。但在1817年,在自身亦为神秘主义者的正教院院长亚历山大·戈利岑接管教育部一年之后,这份杂志又被允许出版。1817—1818年间,《锡安导报》极具影响,连东正教的主教们也被其观点所感染。大牧首福季是异端神秘主义的死敌,可他也称拉勃津是受正教院和圣彼得堡神学院崇拜的“偶像人物”。这种说法自然是夸大其词。不难理解,大多数神职人员均对拉勃津持有敌意,正教院支持拉勃津的观点与其说是出于信念,不如说是为了讨好皇帝和戈利岑公爵。
《锡安导报》宣扬“内在基督教”(inner Christianity/внутреннее христианство)概念和道德觉醒的必要性。它向其读者承诺,一旦他们在道德上重生并因信仰而充满活力,他们就会获得超越理性的认知能力,能够洞悉自然的种种奥秘,从中找到一把能够破解最高启示的钥匙,而不必借助教会。
评论 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