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勃津的宗教是一种无宗派的、反教会的基督教。他坚持认为,在创世的第一天,人们的内心即已充满对基督的信仰。因此,较之于那些虽然受了洗,却被错误的文明价值观所蒙蔽的现代各民族,作为异教徒的原始人反而更接近真正的基督教。官方教会只是一个低级的基督徒团体,《圣经》才是“沉默的导师,能给心中那位活着的导师以象征性暗示”。在拉勃津看来,所有宗教教条均是人的杜撰,耶稣并不强求人们思想一致,而仅希望他们行为公正。耶稣说:“你们所有劳苦担重担的人哪,到我这里来吧!”这句话表明,他并不想在信众和上帝之间设置任何中间等级。
当沙皇亚历山大开始受大牧首福季影响时,拉勃津便在劫难逃了。他的期刊再次被查封,他们在找到第一个借口后立即将他流放,他最终死于流放地。
见拉伊夫:《米哈伊尔·斯佩兰斯基:俄罗斯帝国政治家》(Michael Speransky: Statesman of Imperial Russia)(第2版,海牙,1969)。米哈伊尔·斯佩兰斯基(Mikhail Speransky/Михаил Сперанский,1772—1839)是俄国神秘主义思潮中的有趣人物之一,我们在前文论及卡拉姆津时曾提及他。 斯佩兰斯基在1812年因涉嫌支持拿破仑被流放,但这位立法改革家的思想却似乎是神秘主义和18世纪司法理性主义这两者相当奇特的有趣混合物,因为他曾在神学院学习,是共济会会员洛普辛的好友。在研习《拿破仑法典》的同时,斯佩兰斯基还阅读了雅各布·波墨、圣马丁、盖恩夫人和希腊教会教父们的著作。他的政府改革灵感源于一种真正的基督教社会秩序观。他相信,在俄国引入代表制、法治和财政问责制是符合《福音书》中的禁令的,他认为《福音书》中包含一切政治问题的解决方法。在流放中,斯佩兰斯基成了一个更加狂热的神秘主义者和更加激烈的反教会者。他写道,官方教会的教义是“一种完全错误的基督教体系”。
尼古拉一世登基后,神秘主义思潮很快遭到冷遇。在这方面最重要的一步,是作为神秘主义运动之核心的共济会分会被查封。共济会早在1822年即被禁,在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弥漫开来的恐惧气氛中,任何地下状态的共济会运动均难以为继。然而,隐在的神秘主义倾向依然存在,并在恰达耶夫和浪漫主义的爱智派的思想中留下了痕迹,也波及年轻的巴枯宁以及斯拉夫派的观点。
第二节 爱智派与俄国的谢林主义
见萨库林:《俄国唯心主义史论:奥陀耶夫斯基公爵》(P. N. Sakulin, Iz istorii russkogo idealizma. Kniaz’ V. F. Odoevsky)(莫斯科,1913),第1卷,第138—139页。除神秘主义外,反对18世纪理性主义的最重要思潮即哲学浪漫主义,这一派别主要以1823年成立的秘密社团爱智者协会(Society of Wisdom-lovers/Общество любомудров)为代表。实际上,此协会仅有五名成员(弗·费·奥陀耶夫斯基、德·弗·维涅维济诺夫、尼·米·罗扎林,以及后来的斯拉夫派伊·瓦·基列耶夫斯基和亚·伊·科舍廖夫),但由于它与被允许公开活动的谢·叶·拉伊奇的文学协会关系密切,因此影响相当可观。爱智派通过1824—1825年间出版的辑刊《摩涅莫绪涅》宣传他们的思想。他们用神秘的共济会术语“爱智”(любомудрие)取代“哲学”一词,以表明他们是独立于法国哲学的流派。该协会主席奥陀耶夫斯基在《摩涅莫绪涅》中写道:“直到如今,大家仍会把哲学家想象成那些18世纪法国饶舌鬼的模样。我想知道,是否有很多人能够理解真正神圣的哲学与伏尔泰或爱尔维修之间的巨大区别呢?”这些年轻的爱智者们在德国看到了这种“真正神圣的”哲学,奥陀耶夫斯基如此表达他们的感情:“古代条顿人的土地,高贵思想的土地!我把我崇拜的目光转向了你。”
对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兴趣,就是对十二月党人及其追随者所热衷的政治兴趣之背离。后者无法接受爱智派从绝对概念的高度看待世界的方式,绝对概念会诱使他们鄙视世俗的“经验主义”,对当时火热的社会和政治问题视而不见。亚历山大·奥陀耶夫斯基和弗拉基米尔·奥陀耶夫斯基这两位堂兄弟之间的通信有趣地显示出了这一差异。堂兄亚历山大是十二月党人,他指责堂弟的“偶像崇拜”,称堂弟会在抽象概念中迷失自我;堂弟弗拉基米尔则指责堂兄缺乏对于精神的更高层面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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