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回忆一下俄国革命者当时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流行看法,普列汉诺夫转向社会民主制的意义便愈加明显。与普列汉诺夫共同创办“劳动解放社”的列·捷依奇曾给出关于社会民主制的如下定义:“在整个文明世界,‘社会民主制’这一概念是与某种和平的议会政党及其活动联系在一起的,其活动特点是几乎完全避免一切特定的、革命的斗争方式。” 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捷依奇和维拉·查苏利奇不愿采用“社会民主党”这一名称。普列汉诺夫却喜欢这一称谓,因为这一称谓具有某种温和意味,他希望制定出一部自由派也能接受的政治纲领,这样的纲领“不会用尚且遥远的红色幽灵吓唬任何人”,它会吸引“所有人,除了民主制公然的敌人” 。最终达成一项妥协,普列汉诺夫的追随者们创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组织,取了一个中立的名称,即“劳动解放社”(1883),但与此同时,他们仍千方百计地强调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同情。
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文集》(第2版,莫斯科-彼得格勒,1920—1927),第2卷,第27页。对于普列汉诺夫而言,社会民主制提供了一个机会,可以挽救标准民粹主义中他所谓“实践”的方面。他在其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小册子《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1883)的序言中写道:“追求在人民中间工作,为人民工作,坚信工人的解放,这就是我依旧珍视的我们民粹主义的实践的倾向。”
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文集》,第2卷,第166页。 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文集》,第3卷,第81页。 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文集》,第3卷,第81页。在《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以及《我们的分歧》一书中概述的纲领,简而言之,是对政治斗争的热情呼唤以及对“布朗基主义”的坚决反对。普列汉诺夫在一篇批评“民意党”成员的“布朗基主义”倾向的文章中写道,革命阶级(即无产阶级)的专政与某些革命者团体的专政毫无共同之处,“没有任何执委会、管委会或其他任何名称的委员会可以代表历史上的工人阶级”。 他继续写道,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是完成由彼得大帝开创的俄国的西化进程,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夺取权力只会阻碍这一进程,这确为一场灾难,最终只能是一个巨大的倒退。只有当经济发展和无产阶级的意识达到特定的高水平,真正的社会主义方能建立。试图在一个落后的国家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的政治当局,将不得不“诉诸宗法制的、威权的共产主义理想,唯一的改变或许就是,秘鲁的‘太阳之子’及其官吏将被社会主义的阶层所取代”。 普列汉诺夫补充道:“毫无疑问,这种监护下的人民不仅无法养成社会主义意识,而且要么会丧失进步的能力,要么虽然能保持这一能力,但代价就是革命政府希望废除的经济不平等将再度出现”。
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文集》,第3卷,第325页。 普列汉诺夫:《哲学作品选集》(莫斯科,1956—1958),第4卷,第140页。普列汉诺夫援引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一个观点,即尽管可以缩短干燥雪茄的过程,但这样处理的雪茄会失去香味。这一论点的逻辑结论是,俄国人必须选择“漫长而艰难的资本主义道路”。 在政治革命(即推翻沙皇制度)和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必须留出足够长的时间,方能使资本主义生产力完全建立,让俄国无产阶级在一个守法的议会制国家中接受政治训练。这个间隔可能比在西方国家更短,因为在俄国(由于西方的影响),社会主义运动很早便被组织起来,而资本主义尚处于起步阶段。俄国社会主义者很早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们因此可以加速俄国工人的无产阶级意识之发展。另一方面,资本主义阶段的持续时间也不应太短,缩短某一个“自然的”过程是可能的,但每一次尝试若用力过猛,或试图用一个“人工的”过程去取代“自然的”过程,均会面临出现不良的“化学变化”之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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