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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
“社会科学可以改变人生”

安妮·埃尔诺:我是第一个对“社会科学可以改变人生”深信不疑的人,其原因正如布尔迪厄所述。况且在他离世时,大多数证言都支持这一观点。人的一生中会经历许多困惑,有时甚至是很久远的事,然后你偶然遇到一本书,它把一切都展现出来,用文字表达出你的感受。我在1971年读到《继承人》一书时的情况便是如此。如今,我很难准确地回忆起是如何突然有所觉悟的,我意识到自己的人生经历贴上了“奖学金获得者”的标签,我身处资产阶级婚姻家庭中的种种姿态、拘束和羞耻感也找到了原因。但我知道,自这一刻开始,我不再从个人心理的角度思考问题,比如不再说自己“害羞”。我想写作,这个念头早已有之,尤其想集中精力写一写自1967年父亲去世以后一直令我耿耿于怀的事。接下来的一个月,我开始写我感受到的分离和背叛,但我没时间写,因为我即将到离家四十公里的地方担任第一份教职,而且我还有一个两岁半的孩子。二十岁时,我曾在日记中写下要“为出身复仇”而写作,但我远未领会这一誓言的全部含义。我想说《继承人》这本书起到了下达写作命令的作用,无论遇到的困难是私密性的(我们已经讨论过的自我曝光)还是物质性的(每天抽出两个小时来写书),都要继续写作。

布尔迪厄的文字让我的行动更坚决。我以《区分》一书为例,它对我通过父亲的故事不偏不倚地揭示家乡的生活、饮食及思维方式的愿望甚至是需要,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再者,尽管布尔迪厄在《自我分析纲要》之前并未谈及自己,其个人感受依然透过无人称描述显露出来。又或者,就像在20世纪70年代人们常说的那样,我们知道他是“从哪里”开始写的。例如,他在《区分》中描绘的大众餐饮场景,字里行间都是“亲身”获得的深刻认识。 在18世纪,人们说卢梭“让穷人感到骄傲”,我认为布尔迪厄亦是如此。他想让受支配者不以自己的身份为荣(这是民粹主义),而要对支配关系和建立与延续支配关系的因素有所觉悟。这一愿望是创作《一个男人的位置》《一个女人的故事》《羞耻》等作品的强大动力。

社会学提供了自我了解的钥匙。我还见过一个与布尔迪厄的“惯习分裂” 概念有关的个人实例,它似乎可以解释我自青少年时期以来的全部生活。的确,我最初是通过写作才意识到这种“惯习分裂”的:我在《空衣橱》一书中写过,我被学校“劈成两半”,还有“我坐在两把椅子之间”。以前,我把这种无所适从的感觉看作是一种病态,甚至明确地提到了精神分裂症。而当我们用词语来表达感受和情境时,一切都改变了。我几乎可以说惯习分裂就是我的身份。它在某些社交场合还会继续显现出来。这是我理解世界的方式,也是我书写世界的方式。这曾经是一种难以理解的烦恼,让人感到痛苦,而如今我觉得这种惯习分裂更像是在内心深处提醒我自己注意社会分化和等级制度。这甚至像是一个机会,让我能在两个世界之间,处于一种未经选择的“参与式观察”状态(这又是一个社会学术语)。而你在书中没有提到惯习分裂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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