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玛丽·拉格拉夫:在社会学界曾经有一个惯例(至少在我上学的时候是这样,现在已并非如此),规定用“人们”(on)来表述女性研究者与其研究对象之间的距离,从而去掉研究对象的特定人称。现在,大学生们对情境和对象进行反思,改用“我”来表述。我在创作《归于平静》之前从未用过“我”这个人称。在引言的最初版本中,我用的仍然是“人们”,幸好同事们指出了当中的不妥。于是,我紧紧抓住这个“我”,生怕陷入糟糕的自恋或者走向自我叙述。为了不向布尔迪厄所说的“传记幻觉”(illusion biographique)低头,我将这个“我”深植于我所经历过的不同情境,努力呈现它在每个情境中的构型和色彩。这个“我”只在与他人的关系中显现,由多个不同机构、团体和集体塑造和磨炼。它不是一个身份意义上的“我”,而是一个社会化的“我”。出乎意料的是,在写“我”的时候,我意识到我是在反抗自己的父亲。他总是反复强调一个规则,“在所有的孩子中,我不想看到任何一个过于突出”,从而将兄弟姐妹们组成一个难以区分且不可分割的群体。用“我”来表述意味着不服从这一规则,既觉得解脱,又有些忐忑,还不断纠结一个问题:“也许这本书是我脱离这个兄弟姐妹群体的一种方式呢?”我做到了用“我”来表述,但并未将其个人化,原因是你的作品提醒了我。评论者们这么说,但我认为你也同意,从去掉特定人称的那一刻起,你用“她”来表述,用第三人称来写作,就具有了普遍性。用“我”来表述,我担心呈现的是个别事例,范围不够广泛。然而,当我的书得到认可时,我发现读者们并不看重我的个人经历是否独特,而是更强调为他们提供一面能反思自我的镜子。我曾经害怕用“我”,但最终它并未对我造成伤害。事实上,它给了我写作上的相对自由,让我受益良多。
安妮·埃尔诺:我无法想象你的书用第三人称来写,更别说用“人们”了。你说第三人称具有普遍性,我并不赞同。在我看来,只要不以自我为中心,用“我”来表述反而更容易实现普遍性。而这并不仅仅取决于这个代词,更取决于我们在世界中赋予自己的位置。
罗斯–玛丽·拉格拉夫:你用“她”来表述,已经做到了。
安妮·埃尔诺:只有《悠悠岁月》和《一个女孩的记忆》中的一部分是如此。其他所有的作品,从第一部开始,都是用“我”来表述的。而你恰恰相反,坚守科学写作所使用的无人称方式。《悠悠岁月》的目的不是重塑我的个人经历,也不是回到我生命中的某个时刻(像《事件》和《羞耻》两部作品中那样),而是要讲述一代人的故事(这也是原本的书名)以及我们自身和周围发生的一切变化。当然,这是我从女性和某种程度上的“叛离者”的角度来看的。这个设想的由来是,我在四十五岁时敏锐地意识到时间的流逝,在对比我自己与20世纪50年代我的母亲以及整个世界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时深觉震惊。尤其是对女性而言,这是多么巨大的变化啊!因此,我希望将“我”置于“人们”和“我们”之中,来回顾过往的岁月。然而,我花了很长时间才彻底放下这个“我”,因为我觉得这样缺少具体的表现:我的书与历史社会学著作有什么不同呢?在书中加入对个人照片的描述并配以回忆和对未来的展望,问题迎刃而解。至于《一个女孩的记忆》这本书,我想说是这个主题驱使我用“我”或“她”来表述。我远远地看着那个女孩,1958年她刚满十八岁,有过一次暴力的性经历,就像另一个“我”。从她的信仰和习惯来看,她生活在一个社会规则和道德准则与现在完全不同的时代。我就像拿着一架望远镜在看她。我意识到我对这种距离感越来越得心应手。而刚开始写作时,用“我”来表述其实是强人所难。这个词涵盖了诸多不同情况和经历,现在是时候将这种自由和我作为“叛离者”的故事及其特性联系起来。我秘密地创作了《空衣橱》。我没有告诉任何人,因为我深知书中的内容对身边的人来说过于暴力。但我依然坚定地继续写,一旦完成,我就会把它寄给出版商。为什么我对出版的可能性没有丝毫的怀疑?这当中有力量,是掌控写作本身,控制文字创作的进程,把握文字中发现真我和揭露真相的内容。此外,在八年前,三十二岁的我离开诺曼底,除了母亲,我与故乡不再有任何联系。而且我是独生女。你们可能会说,那你的母亲怎么出现在你的小说里呢?是的,她在里面露了脸。而且,当时她和我、我的丈夫以及我们的两个孩子住在一起。我觉得,如果我的父亲还在世,我不会写《空衣橱》,甚至也不会写《一个男人的位置》。但我的母亲不同。我二十二岁时对她说:“妈妈,你知道吗,我正在写一本书”,她兴奋得满脸通红,她说:“啊!很好啊,我要是懂的话,我也会喜欢做的。”她的意思是“如果我懂怎么写的话”。实际上,她允许我写作,甚至命令我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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