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她们都出生在诺曼底的农村,从父母一代跨越社会阶层的经历中找到了共鸣。安妮·埃尔诺的父母是农民出身,最初到工厂当工人,后来在伊沃托(Yvetot)开了一家咖啡杂货店。罗斯-玛丽·拉格拉夫的父母则经历了社会阶层的向下移动。社会阶层降低,部分原因是她的父亲身体有残疾,一家人原本居住在巴黎郊区,后来搬迁到卡尔瓦多斯(Calvados)的一个小村庄。与没有兄弟姐妹的安妮·埃尔诺不同,罗斯-玛丽·拉格拉夫在一个有十一个孩子的大家庭中长大。在这样的家庭中,内部团结一致是集体社会活动能力的一部分。
其次,在她们成长的日常环境中,宗教的影响无处不在。罗斯-玛丽·拉格拉夫的父亲曾在小修院和大修院接受教育。她将天主教的作用形容为“全方位的”,认为这一宗教影响了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 而对安妮·埃尔诺来说,宗教主要与母亲的形象相关联。在这两种情况下,宗教促使产生负罪感,同时也勾画出拯救的希冀。天主教可以成为慰藉之源,就像安妮·埃尔诺的母亲在失去第一个孩子后所经历的那样。这个女儿被称为“小圣女”,六岁时因患白喉去世。 宗教也可以指引人生方向,就像罗斯-玛丽·拉格拉夫的兄弟“圣克劳德修士”那样,通过对天主教的虔诚信仰来治愈自己的自闭症。 宗教活动还支持区分社会地位的意愿,有助于归并与不遵循其戒律的人相区分的品质。
再次,学校和学校里讲授的知识对年轻的她们来说似乎是另一个救生板。学校拓展了她们的可能性,推动提升她们的社会地位。罗斯-玛丽·拉格拉夫就读于男女同校的公立学校,得到老师们的帮扶。她享受学校对“好学生”的奖励政策,获得了卡昂女子高中的奖学金,以寄宿的方式继续学业。尽管学校让一些人逃脱既定的社会命运,对“社会不平等”稍有纠正,但其主要作用还是促进社会再生产——罗斯-玛丽·拉格拉夫也因此领先于大多数同学。而对安妮·埃尔诺来说,学校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场所,一方面可以摆脱束缚去拥抱文化;另一方面又要面对社会的斥责。她在私立天主教学校就读,被老师们“重新塑造”,不得不改变言行举止。这种施加于身的象征暴力改变了她与父母的关系:正如她在作品《一个男人的位置》(1983年)中所写,她纠正父亲的语言错误,就像她自己在学校里被纠正一样。 作品《羞耻》中的一个场景将她对私立学校的看法表现得尤为明显:节日庆祝活动结束后,老师和其他学生送她回家,她的母亲穿着沾满污渍的长睡裙开门。 她将这一幕和父亲试图杀死母亲的另一个场景 描述为造成其社会羞耻感的基础,这种感觉如影随形,无法摆脱。她在作品《一个女孩的记忆》中对性羞耻感和社会羞耻感的分析则展示了精神上的创伤如何促使她这样的年轻女孩达成愿望,成为“出色而得体的文科生,注定要参加教师资格考试并从事与文学相关的工作” 。
在作品《被冻住的女人》中,作家回顾了其成长过程中观察到的不同性别角色模式。她读过贝尔特·贝尔纳吉(Berthe Bernage)创作的“布丽吉特”系列小说。 私立学校的同学受邀去她家,在看见她的父亲正在做饭和洗碗而她的母亲忙于处理杂货店的账单时表现得十分惊讶。这让她意识到父母之间的分工“不正常” 。青少年时期,她对女性的不同角色模式感到更困惑。布丽吉特聪慧而顺从,是天主教资产阶级女性形象的典型代表,与她那对烹饪和家务毫无兴趣、既不温柔也不含蓄的母亲形成鲜明对比。然而正是母亲促使她在私立学校获得成功,让她摆脱了去工厂做工的命运。而要实现这一切,必须适应资产阶级的规则,与母亲所代表的模式背道而驰。尽管青少年时期关于女孩“行为准则”的发现打破了与男孩平等的想法,安妮·埃尔诺仍希望能像男人一样行事。然而随着第一个孩子的出生,她还是遵循了符合资产阶级范式的性别角色分配,承担起家务和抚育两个儿子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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