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埃尔诺和罗斯-玛丽·拉格拉夫以作家和社会学家的身份揭示了各自社会经历的复杂性。她们的作品风格各不相同,但都显示出对文学和社会科学各自贡献的思考,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理解社会权力关系如何塑造个体经历。这种改变社会现象本质的勇气正是通过阅读她们的文章来传播的。
以批判为导向的社会学为安妮·埃尔诺和罗斯-玛丽·拉格拉夫提供了工具,用于理解和描述她们在对立世界之间的立场。这些世界是由她们的社会身份变化所造成,导致了物质上和象征性上的差距。安妮·埃尔诺的写作转向社会学视角发生在她阅读了皮埃尔·布尔迪厄和让-克劳德·帕斯隆(Jean-Claude Passeron)于1964年出版 的著作《继承人》之后。这本书令她开始思考“感情、印象和巨大的‘社会压制’” 。埃尔诺将布尔迪厄在她的写作计划中的作用描述为“不只是一种授权,更是一项命令,要求她把迄今为止在她看来‘低于文学’的东西作为写作的素材” 。于是,她回到了第一个社会身份的世界,从作品《一个男人的位置》开始,采用“个人-社会-传记式”写作方式。她所使用的“疏离式写作”或“事实性写作” 也是她对克劳德·格里尼翁(Claude Grignon)和让-克劳德·帕斯隆在合著《学者与大众》 (Le savant et le populaire)中揭示的民粹主义和悲惨主义(mésirabilisme)双重陷阱做出的正式回应。罗斯-玛丽·拉格拉夫的学术经历也呈现出类似的转变。她在索邦大学研习哲学,后来在雷蒙·阿隆(Raymond Aron)的课堂上发现并转而学习社会学。第一次转变使她更接近皮埃尔·布尔迪厄的批判社会学,她多次参加他的研讨会,1987年至1988年首次在法兰西公学院与他见面。她追随着这位“科学启蒙者” 的脚步,投身于改变社会本质的工作,他“给了她一种难以置信的力量,让她随心而动” 。对她而言,社会学突显了主观期望与实现期望的客观机会之间的差距,“既有所揭露也造成痛苦” 。她与安妮·埃尔诺一样,试图摆脱悲惨主义和民粹主义,在对进入“正统”文学领域的自学成才式作家的人生轨迹的科学研究中勾画出第三条道路,即提出一个交替视角,观察那些参与原本并非“注定”要进行的文化实践的个体的经历。她以同样的视角看待自己的轨迹,认为自己既“被重新分类”又“被降级”。由于研究对象不受重视,她在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这样的主导机构中只能处于受支配地位。
安妮·埃尔诺和罗斯-玛丽·拉格拉夫的“个人-社会-传记式”文本只有在时间背景中、在与历史的关系中才具有意义。经历形成了一个反思场,权力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显现。在考虑到自身位置的情况下,社会学家和作家将各自的经历重新置于社会历史背景中。自1985年“女性历史小组”成立以来,罗斯-玛丽·拉格拉夫就是其中的一员,阿莱特·法尔热(Arlette Farge)、米歇尔·佩罗(Michelle Perrot)等人也是。她在《归于平静》一书中追溯了自己的人生轨迹,认为社会空间中地位的接续能推动获取支配权和资源。为此,她以书面档案和口述档案为依据重建过去。她与埃尔诺有着共同的信念,都认为“记忆是物质性的” ,都对记忆进行了探索。在某种程度上,她们都成为“自己的民族学家” ,探索留存在个体、物品、地点或书籍中的过往。然后,罗斯-玛丽·拉格拉夫戴上社会学家的眼镜,在这些历史的痕迹中审视她的社会化经历和人生中的重大事件。
同样,安妮·埃尔诺也在自己的作品中寻求另一种真实,即从现在把握过去。她希望通过《悠悠岁月》让人们在她的内心和身外感受时间的流逝,想要以“完整的书”的形式记录“女性在历史中的故事” 。即使最终的作品显示这一设想并未(抑或只是部分)实现,也还是体现了在时间持续的经历中捕捉时间流逝的愿望。在这一点上,埃尔诺的风格有别于普鲁斯特个人的、与历史无关的回忆模式。她与《追忆似水年华》的作者一样,将敏感的经历与记忆联系起来,但她不是删除历史,而是将多年的记忆层层叠加。在《一个女孩的记忆》中,“时间的流动”被定格在“1958年”。那年夏天,她成了一次“性侵事件”的受害者,但她没有说出口。这件事在当时并未被视作性侵,导致她暴饮暴食和暂时停经。 人间蒸发的两年。2014年,安妮·埃尔诺以“我”和“她”两个人称交替的写作方式——“我是永恒,而她是历史吗?” ——寻求1958年那起少女事件的现实性并探索其随着时间的推移对“自我”的影响:“如果不是为了探究事物的本质,写作的意义又何在?哪怕只有一件事,不能被各种社会学、心理学的解释所还原,不是某种先入为主的观点或某种论证的结果,而是来自叙述,是从繁杂的叙述中抽丝剥茧的东西,能够帮助理解甚至承担发生的事和做过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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