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场对谈》之前,安妮·埃尔诺和罗斯-玛丽·拉格拉夫已经有过三次会面。第一次是在2001年,为了参加在巴黎举办的一场以文学与社会阶层的关系为主题的研讨会。从20世纪80年代起,她们各自都读过对方发表的作品。20世纪70年代初,作家埃尔诺在读过皮埃尔·布尔迪厄和让-克劳德·帕斯隆于1964年出版的著作《继承人》后深感震撼。她一直对社会学很感兴趣,甚至表示她在获得文学学士学位后就开始在鲁昂大学学习社会学。二十年后,她订阅了《社会科学研究》杂志,在当中发现了罗斯-玛丽·拉格拉夫早年的几篇文章。社会学家拉格拉夫酷爱读小说,她的职业生涯始于一篇关于20世纪50至60年代作家笔下乡村形象的论文,1980年这篇论文以《小说中的村庄》为题发表。《空衣橱》(1974年)和《被冻住的女人》(1981年)刚一出版,她就迫不及待地读了,这两部作品与她的生活和女性主义观点产生了共鸣。两位女性首先远距离接触,然后见面,最终才找到真正交流的机会。
渗透在她们言谈间的反思性并非凭空而来。与年龄、性别、地域出身、社会轨迹和政治参与相关的共同经历使这种反思性能成为可能,虽然她们的人生经历存在着细微(但至关重要)的差异,但这些差异让反思更具深度和流动性。最重要的是,对自我分析长期且持久的兴趣在两位作者之间编织了一条共同提问的纽带。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从一开始作家埃尔诺就在社会学家拉格拉夫的《归于平静》 一书的副标题“一个女性主义阶级叛离者的传记式调查”中找到共鸣,认为它“可以定义(她)自己在文学上的探索”。她们都尽可能地远离自恋式的内省和以自我为中心的独白,迎接挑战,既从自己的视角写他人的生活,也从他人的视角写自己的生活,而不像在伟人的回忆录中那样追求塑造无所不能的“我”,也不像许多学者的自传那样沦为传记幻觉的牺牲品。 她们强调偶然事件和各种团体在个人经历中的重要性,努力深入地重新思考继承与失衡、阶级关系的暴力和男性统治、社交时间和集体记忆等问题。这些都是近十五年来为认真对待文学的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进行反思所提供的合理角度,就像克里斯蒂安·伯德洛(Christian Baudelot)用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的视角重读《悠悠岁月》一样。
安妮·埃尔诺的全部创作都是从她作为阶级叛离者、女儿和妻子的经历出发,通过不同的方式探讨这些主题。她的作品与社会科学研究产生共鸣,在过去的四十年中受到几代社会学家的欢迎,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这种热情至少可以用她简洁有力的风格以及她在每本书中对经验材料的重视来解释。她从《一个男人的位置》开始就坚持“一种实录式写作,谨慎剔除价值判断,[……],尽可能贴近现实,剥离情感” ,拒绝虚构和审美追求。与社会学调查和推理的接近立刻让她的作品吸引了许多教师和研究人员。这种事实性写作常常被误解,但它回应了真正的文学抱负,既不是纯粹而简单的现实记录,也不是民族学研究法的粗暴转换。安妮·埃尔诺的作品与皮埃尔·布尔迪厄的著作之间不仅仅是借鉴或影响,还有着明显的一家人的感觉,或许是结构上的同源性。她从未见过布尔迪厄,也从未将他算作她的众多书信朋友中的一员。但布尔迪厄去世后的第二天,她在《世界报》上发表文章,向他表达了崇高的敬意。
虽然安妮·埃尔诺在其著作中调用的资料没有社会调查那么广泛,但同样丰富而充实。例如,一些零散的材料在《悠悠岁月》和《一个女孩的记忆》中可以找到,或者以日记的形式出现在《外面的生活》和《外部日记》中的照片(家庭、身份、阶层、熟悉的地方等)、个人信件(书信或明信片,包括那些寄给父母或儿时朋友的)、私密日记(从十六岁开始写)和写作日记(部分发表在《黑色工作室》中)、学校档案(档案、作业和成绩单)、不同年代的资料(杂志、广告、传单、海报等)。从20世纪90年代起,作者还增添了在超市、地铁和区域快铁现场观察到的场景,在广播或电视上听到的言论,以及在街道墙壁上的涂鸦。她利用一切可用的资源,进行了自克利福德·格尔茨之后人类学家所说的“深描” 。正如她在《羞耻》一书中说,通过成为“自己的民族学家”,她实践了一种自传式的调查形式,不需要理论、概要、脚注和参考书目,也不需要学术格式和学术笔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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