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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交汇点

最初,罗斯-玛丽·拉格拉夫被男性世界所吸引,倾向于“透过社会阶层观察社会世界” 。而日常生活中多次受支配的经历让她加入女性主义斗士的行列,最终促成了她口中的这场“对谈”。当社会学家谈及个人经历时,“个人即政治”这句20世纪60年代女性主义斗争的口号脱口而出。她于1966年结婚,一年以后生下第一个孩子。尽管被告知在哺乳期不会怀孕,她还是再度有孕。于是,她在《归于平静》(Se ressaisir)一书中强调以鼓励生育政策为导向的主流医学话语所提供的信息存在缺失。她和她的丈夫与朋友们在巴黎郊区的“团体”生活经历又一次把她置于从属地位。团体中的成员们分享无政府主义的亲和氛围,拒绝消费社会的个人主义模式,但家务琐事和子女教育依然由女性承担。 1972年回到巴黎以后,她将经济上依赖于丈夫和行动上受困于育儿而产生的个人不适转化为对集体活动的投入。她投身妇女解放运动(MLF),挑战男性的统治地位。她转向克里斯汀·德尔菲(Christine Delphy)的唯物主义女性主义,反对那些不与“主要敌人” 即父权制和解的女性将已婚妇女视为“改良主义的或疯狂到不可救药的”活动家。她和她的同志们很快便“分道扬镳”,这一事实强化了她们的责任,亦即将女性的日常生活作为妇女解放运动的政治筹码。与丈夫分手后,罗斯-玛丽·拉格拉夫一边完成博士论文,一边在农村社会学研究中心全职工作,还独自抚养两个孩子。她的斗争是为了让不被重视的声音在女权运动中得到倾听。这一点也体现在学术工作中,比如1983年,她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研究计划中提出了关于女农民的项目。随后,她更广泛地参与了在学界推动女性主义主题的工作。特别是从2005年起,她先后与埃里克·法辛(Éric Fassin)和朱丽叶·雷恩(Juliette Rennes)合作,共同开设了“性别、政治与性征”硕士课程。

罗斯-玛丽·拉格拉夫用“经验女性主义”这一概念来描述其女权意识的形成,还反复提到一些对她影响颇深的著作,其中包括安妮·埃尔诺的作品,特别是《被冻住的女人》和《事件》中所描述的20世纪60至70年代女性的生活条件,以及《占据》中对嫉妒的分析。阅读这些文字让她产生了认同感。这种感觉基于两种经历的共鸣:其一是阶级变迁的过程,其二是同时代女性的经验。对作家和社会学家来说,性别维度并未被视作附加于阶级视角的独立因素,二者是相互交织的。 这种思想进程以社会至上和重视解读其他女性为标志。比如西蒙娜·德·波伏瓦或弗吉尼亚·伍尔夫,她们不仅树立了勇于写作的榜样,还在更深层次上促使人们意识到社会的性别划分。

安妮·埃尔诺和罗斯-玛丽·拉格拉夫的“清醒” 源于与阶级和性别暴力相关的经历。她们的叙述和对话证明,这样的经历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她们对“社会游戏规则”的信念,而这一信念“让人看不清它所带来的支配性社会关系的真相” 。主导机构的魅力从未施展在这两位女性身上,她们无法在其中如鱼得水,只知道在面对各种形式的不合理时如何脚踏实地。因此,罗斯-玛丽·拉格拉夫认为自己进入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是“通过近乎破坏的方式走了后门” 。这位女社会学家通过不懈的工作、奉献和工会参与,逐渐在那里“找到了一席之地”,共同负责国际关系办公室并于1993年当选为研究主任。而她的著作却揭开了精英世界的神秘面纱,展示了她的成长归功于童年时期可以得到的少量文化资本,归功于给予她那一代人中“能者”的制度性机遇,也归功于一系列的机会和运气。安妮·埃尔诺从事现代文学教育工作,她的作品很早就由著名的伽利玛出版社出版,也获得了许多奖项,而她却对自己的“成功”持怀疑态度。正如她在这次对谈中所说,她认为这一切“并不取决于自己”。她同罗斯-玛丽·拉格拉夫一样,想要“重新思考应得的意义” 。她的社会身份变换十分简单,她担任教师直至退休,为的是确保写作活动不受经济压力的影响。这种经历也滋养了作家赋予其写作实践的意义。她对经典文学持批评态度,表示只有与“写得好”划清界限,才能“潜入难以言表的被压抑的记忆中……,揭露自己的存在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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