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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
“社会科学可以改变人生”

安妮·埃尔诺:的确,这种心虚的感觉几乎是所有阶级叛离者共有的。而许多来自支配阶层的人却从不问自己是否心虚。他们“理所当然”就是合理的。我刚读过路易莎·尤斯菲(Louisa Yousfi)的作品《保持野蛮》(Rester barbare),这本书由工场出版社发行,篇幅相当短。 她是一名记者,来自阿尔及利亚移民的家庭。她以卡泰布·亚辛(Kateb Yacine)的这句话为出发点:我必须保留一种野蛮性,必须保持野蛮。总的来说,她反对完全融入,还以说唱歌手布巴(Booba)为例,探究抵制同化的方式。保持野蛮与我在文学和媒体领域的经历相呼应。在我看来,支配阶层最迫切的愿望就是想要同化那些带着原生世界声音的人,简而言之,就是让他们中立。人们希望我忘掉使我的作品得以存在的一切,例如《一个男人的位置》和《羞耻》中所写的社会暴力。我不太看重文学奖项,用我童年时诺曼底的方言来说,它是一种取悦自己的方式。我不参加鸡尾酒会,不在文学圈里盛行的各种聚会上抛头露面。但我觉得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和独立,以免被人利用,就像20世纪七八十年代人们常说的那样。对我而言,参与政治除了长期的必要性之外,也扮演了这个角色,是我的“归属”。

我在1974年写《空衣橱》时,对“阶级叛离者”这个词并不了解。直到十年后《一个男人的位置》出版时,国家农业研究院(现为法国国家农业食品与环境研究院)的一位研究员告诉我有一场克劳德·格里尼翁组织的研讨会,我才发现这一说法及其含义。这个词太适合我了,所以我习惯去使用它。不过我通常会补充说明,战争时期的阶级叛离者是故意背叛的,而我的情况不同。在“阶级叛离者”一词中,蕴含着一个决定和一种明确甚至坚定追求的意图。这个词不考虑时间和影响。最重要的是,它也不考虑社会等级和文化等级。如果社会和学校告诉我们用某种方式说话或者读某本书是好的,导致我们渐渐脱离家庭环境的喜好和作风,能说这是故意背叛吗?不能。“跨阶级”(transclasse) 这个词也许更为准确。话虽如此,我还是无法忽视自己长久以来体会到的背叛感。现在,这种感受有所减少。为什么?因为我在写作。这是我年轻时的愿望,“我要用写作来为出身复仇”!但书的内容和形式不能背离这一目标。写作要尽可能直接地传播原初世界的经验。恰巧我的书引起了他人的共鸣,让那些已被埋藏或不可言喻的事情浮出水面。如果说我曾经有过背叛,那么我也是通过写作来赎罪的。

罗斯–玛丽·拉格拉夫:我在1982年参加了格里尼翁和帕斯隆组织的研讨会,后来在此基础上写成了《学者与大众》这本书。对我来说,作用好坏参半。 在一场高水平的乒乓球比赛中,两位主角相互过招,比拼创造力,给人一种思维活跃的印象。我非常感谢这次研讨会,它为我提供了一个理念的框架,对此前(1980年)出版的《小说中的村庄》(Le village romanesque)一书进行批判性反思。 但我觉得这种交流太过理论化,于是鼓足勇气发言,提出经验案例的问题。我以乔治·纳维尔(Georges Navel)和一些农民作家为例,但每次都被两位老师打回原形,他们说我的观点过于悲惨主义或民粹主义。我体会到了一种象征暴力,它让我觉得心虚。而我想通过具体的经验案例来表明,自学者是为了表达那些被正统文学遗忘的人的苦恼而写作。我试图找到一个突破口,揭示自学者、农民作家或无产阶级作家已经形成自己的合理性并建立起自己的文学等级,他们彼此倾力相助,像埃米尔·吉约曼(Émile Guillaumin)这样的作者,也会得到知名出版社的认可。当然,这样的认可主要是在本土,但这些自学者在自己的地方确实曾经风光无两。在我看来,让在文学领域处于受支配地位的文学作品得到关注不能归结为复兴事业或悲惨主义,因为这样做突显了对被剥夺了文学之名的文章的排斥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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