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玛丽·拉格拉夫:事实上,研究小组和团队在我的职业经历中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我是兼职大学生,巴黎大学社会学学生团体 的支持让我在不到课堂的情况下修完了大课。女性主义是一个令我充满信心的领域,在这里我有能力采取行动,也有能力学习掌握话语权。我已经提到过女性史研讨会的影响,还应该加上由米歇尔·佩罗和乔治·杜比负责的《西方女性史》筹备小组,还有研究教师群体性别平等的短期小组,以及在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创立“性别、政治与性征”硕士课程的核心团队。这些举措确保性别研究在研究院内有了一席之地,同时我通过不懈的努力在院内外获得成绩,顺利当选为科研主任。在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一直需要这种集体精神来搭建不同学科之间的桥梁,我努力将其传递给我的博士生们。指导博士论文并非易事。我觉得这一刻是教师工作中一个真正的转折点。以性别研究方向的博士为例,女性导师非常少,我有许多女博士生,必须跟进她们的进度。于是,我鼓励我的女博士生抱团合作,我只在她们有需求时才加入。她们组织各种小型答辩会,阅读并讨论巴特勒的著作,分享读书笔记,独立于我的判断来讲述所遇到的困难。这个团队还发起了EFiGiES和Clashes两个协会 ,对包括我在内的所有女性都起到了激励作用。从1990年到2000年间,我对巴特勒的作品和酷儿研究一无所知,这让我的女学生们大失所望。是她们促使我更新了这个领域的盎格鲁-撒克逊文献。在某种程度上,是她们教会了我。《归于平静》这本书是我向盟友和上升集体还债的一种方式,是他们帮助我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这是一种回馈,更证明了阶级迁移的历程是集体建设的结果。没有学术奇迹,也没有隐藏的天赋,有的只是各种因素的积累,包括必须把握的机遇、伸出的双手和融入核心团队的能力等。我的职业经历不像布尔迪厄那样波澜壮阔,但它符合我的实际情况,就像手套一样适合我。由此可见,成功取决于从哪个角度看待经历,它仍然是相对的,要看属于原初阶层的人或最终所在阶层的人的看法。对我的小学同学们来说,学业成功并不等于生活成功,因为留在村子里和“盖房子”才是成功的标准。从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卓越标准和内部准则来看,我的成功是相对的,有一种名不正言不顺的感觉。归根结底,我的成功只是客观特征的体现,这些特征是我在职业经历中积累的,我能够根据走过的不同世界加以调整。
我很清楚,工作成就了我的人生轨迹,它是阶级叛离者唯一可用的资本。柏林墙倒塌后不久,我前往中欧国家调研社会科学的发展现状。 那里的一些同事仍然深受苏联术语的影响,他们自称为“脑力劳动者”。这个说法延续了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之间的等级对立,却忽略了那些“洗袜子”的女性,就像1970年我们在妇女解放运动中说的那样。而“劳动者”一词表明,他们都在同一个战壕里,就像地雷工兵,你开路打洞,为的是看到一些会显现在你面前的东西,因为你在用假设和误解让它逐渐显现出来。他们都拥有这样的力量、勇气和坚韧,只是工具没那么重,这便是区别所在。体力劳动需要整个身体的投入,而我们的疲劳主要是脑力上的。成为一名社会学家,将这份工作变成真正的激情,我深感幸运。当我把工作变成一种激情时,我会立刻警惕起来,原因是工作价值被政治利用会令被剥夺工作或被工作束缚的人背上污名。事实上,我正是通过工作并在工作中塑造了自己,我的人生轨迹就是证明。
安妮·埃尔诺:脑力劳动者,不,那不是我。尽管我花了很多时间来写作,也时常谈起我的写作“劳动”,我还是忍不住觉得这是一种奢侈。与我看到过且还会看到的身边的各种工作相比,我总觉得写作是一种奢侈。每次我去超市购物,站在收银员面前,看着她们重复动作,搬起一包包矿泉水,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象自己在她们的位置上并告诉自己,她们的工作,我在二十岁时做不了,五十岁时更做不了,就像她们当中的某些人一样。20世纪60年代,有一位名叫让-皮埃尔·沙布罗尔(Jean-Pierre Chabrol)的作家,他执意要把自己看作与体力劳动者一样的人。我记得我当时很震惊。怎么能把某些艰辛甚至危险的体力劳动与坐在温暖的书桌前写作相提并论呢?没有像我的表姐妹们那样被迫去工厂或缝纫车间工作,我已经觉得自己非常幸运了。那时候我大概只有二十岁。我知道收获不一样,遇到的问题也不一样。毕竟,这也是与身体有关的问题。你看,我快八十二岁了,做过好几次骨科手术,行走不便。但我的身体并没有像家族里的女性和我的母亲那样出现衰弱和营养不良的迹象。从我开始写作的那一刻起,身体的问题就对我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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