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篇安排李杨氏的故事,乍看之下有点荒诞,甚至带点黑色幽默,好像是为了凸显人的无知、狭隘与倔强。但若现在你认同疯女人的儿子是值得尊敬的,那疯女人本身又该如何理解呢?她对应的是李东方的反面吗?有同学在文中找到证据,里面有句评价说李东方与他的母亲有一样的特性,“坚韧和脆弱相隔着一条细线,自我的捍卫和自我的崩溃同时进行着”。既然李东方最后成功捍卫了自我,那他疯了的母亲无疑代表着自我崩溃,被偷的两斤猪肉成了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这样的解释没问题,而且看起来也很贴切。但我还是有疑虑:不是最后说要“对生命一视同仁”吗?谁敢断定李杨氏没有思想、无法自觉呢?如果说李东方值得赞扬的地方在于他逆转了自我与他人之间的地位关系——空洞的主体依然是主体,那为什么对疯女人的理解就又回落到他人的眼光中了呢?更何况他人眼中的疯和自己心中的倔或许是一回事。我们可以把李东方和李杨氏看作一枚硬币的两面,对前者的赞扬和对后者的奚落相辅相成,可若如此岂不是和这篇小说的主题相违背,使我们自身处于一个被讽刺的位置上吗?所以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李杨氏自然也属于“对生命一视同仁”的范畴,只不过她的自觉更加激进,甚至连他人的认可都不要了。
我们来思考一下,李杨氏真的就只是因为两斤猪肉就疯了吗?就这么穷困,这么看不开?其实小说一开始就暗示了,这是穷造成的问题,但问题不在于她的穷。她是吃过猪肉的,那有数的几顿红烧肉是她最幸福的回忆。出于对儿子的愧疚,她这一次想买两斤猪肉,烧一锅红烧肉和丈夫、儿子一起吃,并且要端到门外去吃,让全村人都见证她的幸福。为什么会对儿子有愧疚呢?因为卖猪肉的钱本来是她儿子的学费,被她克扣了,导致儿子辍学去工作了。但她拿了这笔钱,本来也不是要买猪肉,而是要买一双袜子,因为村里的女人在背后嘲笑她连一双袜子都买不起。可当她真的去买袜子时,她犹豫了,觉得这样划不来,买双袜子也就逢年过节穿一下。在权衡比较后,李杨氏转而去买了两斤猪肉,想把自己记忆中最幸福的体验分享给儿子和丈夫,当然最重要的是要让村里的其他人都看见。
这样看来,小说《天鹅绒》构筑的世界里,食物比衣服重要,性更是微乎其微的事情,质料胜过形式,自我的欲望比他人的评价更为基本。然而没疯之前的李杨氏想不明白这个道理,她始终困在他人的看法里。表面上,她想买袜子是为了自己,买两斤猪肉是为了儿子和丈夫,但这一切其实都是为了村里的其他人——袜子是穿给别人看的,红烧肉也是要吃给别人看的。只有在肉不见了以后,李杨氏开始指天咒地、骂人骂狗骂一切,这个时候他人的看法才终于失效了。即使村里的女人跑来劝她,说相信她是买过肉的,但此时的李杨氏似乎已看透且厌倦了这种受制于他人的把戏,所以她再也没有妥协,所以她真的疯了。
人们拿一个疯女人没有办法,他人的言论影响不了一个疯子。而从李杨氏的角度讲,只有疯才是遵循、贯彻了自己的欲望。她没有像李东方一样等到一个对等的他者来成全自己,而是趁自己清醒又自尊的时候,梳了头,洗了热水澡,穿好衣服,投河自尽,结束这一切。有意思的是,关于她的投河自尽,仍免不了有他人议论——“洗什么澡?多此一举,反正要投河嘛。”但我们可以确信,此时的李杨氏即使知道别人在背后对她指指点点,或者在自尽前料想到了他人的议论,她也绝对不会在意,不会再为驳斥、改变他人的看法而活。
反倒是我们这些读者,如果我们对李杨氏表示奚落或怜悯,却对李东方报以赞扬及敬佩,那其实是我们自己仍旧限于他人(包括叙述者和作者)的议论中,没有走出来。李东方给了唐雨林开枪的机会,不是为了求得他人的赞扬;就像他的母亲李杨氏选择投河,也压根不稀罕人们对她的评价。这才是这篇小说打动人心的神髓所在:主体的自觉在于其自身的决绝,而非依赖他人的承认。每一个人都忠实于自己的欲望,尽管这一欲望最初是由他人撩起的;可他们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以仅有的方式确立了自身才是欲望的主宰。而在一个物质和知识匮乏、向外生长不可得的环境下,那仅有的方式可能就是自主地选择死亡。死亡在小说里不是一个消极的东西,而成了生命适当而完满的句号。伟大人物的死亡总是令人惋惜,而面对李东方母子的自绝,我们通常的反应也就是——这有什么意义呢?这样死值得吗?但就像唐雨林的生活并不比这两人更高贵一样,李东方的死也并不比李杨氏的死更有意义。意义这种事,永远是在他人的看法中阐释出来的,自以为有意义却未获得他人认可的东西其实也是没意义的。所以我们也推导不出李东方母子的死亡对他们自己是有意义的这样一个结论。正是在对意义的绝对拒斥中,我们看到了某些更原始、更纯粹的决绝与平等,于是乎,所有的生命终于一视同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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