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改编电影之三:20世纪30年代的抒情记忆
上一讲我梳理了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现象背后的启蒙与反启蒙论述,也是在这个脉络下去理解第五代导演对当代文学作品的电影改编。有同学留言说《活着》的电影改编比小说更好,电影结构紧凑、蕴含希望,小说一连串的死亡过于戏剧化、为苦而苦,认为我对电影改编的评价过低。我完全尊重这位同学的看法,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作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读法。我只解释两点。
第一,批评不等于打压或抹杀。我并没有否认电影自身的艺术价值,也没有在自觉和自欺之间区分高低,我甚至觉得高贵的谎言可能更有美感、更有效用——它才是生活的真实。尽管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都会受制于意识形态,但这并不妨碍大家在阅读、分析时能够勾勒出意识形态的建构与运作。只不过我们需谨记,那些自鸣得意的创见也可能只是另一种形式的自欺欺人,这点对谁(包括我在内)都一样。
第二,倘若你觉得余华的小说过于夸张、过于戏剧化,可能并非是文学创作的问题,而是我们无法接受这种“过于反常”的历史,毕竟大家(同样包括我在内)都不曾亲历过相关历史事件。如果大家觉得有些事情不可思议,围绕这段历史的叙述过于戏剧化,也可能是我们有幸错过了那个时代,是幸运的无知罢了。持有一种存在主义式的人生感悟本身并没问题,比如认为“痛苦才让人有活着的实感”,“拥抱不幸,以头撞墙”,“人为劳碌而生,如同火花向上飞扬”,但它们不应该也不可能为任何历史事件、政治权力提供合法性的辩护。
那么面对这一由自觉与自欺、启蒙与反启蒙主导的历史轮回,存在于其中的个体,除了选择默默承受一切而活着的状态之外,是否还有其他的可能呢?我们今天将要探讨的就是在革命和启蒙的叙述之外,可能存在的第三条道路——抒情。有关抒情的论述源远流长,但其在中国现代文学、文化研究等领域中的勃兴多半要归功于王德威老师。本来所谓抒情是关涉中国传统诗学和西方浪漫主义的一种形式风格,但王德威老师致力于将其提升为破除启蒙和革命二元对立的、有关中国现代性的第三种论述典范,同时作为一种中国文学的批评方法来和西方文学中的史诗传统相对应,最终成为一种个体的生命诗学帮助其抵御历史时间的轮回。寄予于抒情的此番努力能否成功,固然也是见仁见智的事情。我觉得抒情作为一种论述途径的意义不在于其能否成为现代性的范式抑或中国特有的批评方法,而是它确实给困于历史中的个体在革命和启蒙之外提供了一个选项,让那些无法进入公共空间又不愿堕入敌友之争的人有了一个安身自处的场所。
抒情路径不仅本质上排斥意识形态,抗衡历史话语,也常常和理性论证格格不入,这就导致了关于抒情的学说总是看起来繁杂不清、主观性强,且呈现出支离破碎的状态。所以我们要明确,谈论抒情就是一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事,也不能回避自身的情绪和偏见——谈情总是会付出代价,被人指责在所难免。我所指的那些带有抒情特征的小说和电影,其实就是文本的叙事功能让位于其中的情感表达。它还是在讲故事,但这些故事无法用纯粹叙事的角度去解读——弄清楚其中的矛盾冲突没有意义,把情节还原为事件也无助于我们理解全局,我们也别妄想从中获得任何道德教诲或理论信息,它需要你去感受、去体会。
然而,正如关于抒情的论述可能并不具有抒情特性,个体生命的抒情在历史与时间的冲刷下可能再次化归为话语和符号,故而文本的意义并不对所有读者开放——抒情是有选择性的。有些令你获得情感共鸣、生命交流的小说和电影,在另一个人那里可能只是堆砌的修辞、无聊的呓语、没有价值的心灵鸡汤——抒情讲求缘分。就像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1889—1951)认为哲学并不解决问题,不提供意义,只是一种治疗,抒情也无非是种自我治疗,它借由文学去处理历史和时间对个人造成的病症与不适,而每个人的药方各不相同。
这一讲选取的例子是沈从文。我个人觉得王德威老师的抒情研究完全是围绕沈从文建立起来的,陈世骧(1912—1971)、普实克(Jaroslav Průšek,1906—1980)等人的理论其实只是辅助;沈从文也是他笔下最精彩的个案研究——王德威老师擅长将人性情感中的缠绵悱恻、幽暗变化以具象化的方式展示给读者,所以他讲沈从文是恰到好处,相得益彰。除此之外,在现代文学部分,这门课之所以用沈从文替代之前讲过的张爱玲,是因为我发现在香港,大家都很容易看懂张爱玲,不用经过什么引导就能沉溺在祖师奶奶笔下的苍凉世故、爱恨狡黠中不能自拔,但却越来越难以欣赏沈从文描绘的那个前现代的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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