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7月台北办了个“杨德昌回顾展”,两位朋友分别前去朝圣,回来后送了我《青梅竹马》和侯孝贤《风柜来的人》的DVD。我在旺角弥敦道跑了几家店,终于买到能播放DVD的影碟机,趁小孩睡着,夜深人静时独自重温这两部影片。我最早看这两部电影是在2006年的夏天,那时高考刚结束,从过去三年翻烂了的《环球银幕》和《看电影》杂志里面整理出了一份待看片单,在网上逐个下载,尚不知版权为何物。我以为自己看懂了这两个故事——它们并不复杂:青春的怅惘、成长的不如意、人到中年的颓唐无力,属于“还可以”但够不上一流的作品。那时的我一定不曾料到,自己十七年后会为这两部影片感动,全神贯注地沉浸其中,嘴角不时泛起微笑,有时又报以一声叹息。尽管理智上明白“没有什么是能使一切重新开始的万灵丹”,但现实中所有的决断无不为记忆中的过去所牵绊;从青年步入中年,不甘平庸却又注定平庸的蜕变,能继续活着的人没有不做出几分妥协的;或者心甘情愿地改变自己,或者认赌服输地坚持不变,若非如此,人还能怎样生活呢?
说到底,时间和经验才是“文学与电影”这门课最好的老师,只要你保持开放的心态,愿意给彼此一个互相成全的机会。一部真正打动你的小说或电影并不需要在谁的TOP10名单里面,更无需受文艺情怀、学术评判的约束;如果有那么一刹那,它让你意识到能和这样的作品相遇说明活着还不错,也许你就触碰到了名为“意义”的东西。现实会让人难过,但这些作品和思想本身是伟大的,它们不会辜负你。然而没有什么是能让生活变好的“万灵丹”,文学和电影也不例外。它们虽然对现实有升华,对生活有慰藉,却也可能是造成你痛苦的根源。正是因为你喜欢这些胜过其他,所以在竞争中有些事情你无法做到,所以才总在与自己利益无关的问题上与人较真,所以才一厢情愿地相信“爱读书、爱电影的人不会太坏”,所以才分不清究竟是在模仿书中的人物还是把生活过成了电影……即使如此,你还是想象不出没有文学和电影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那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呢?也许它们本身就是目的,而非获得其他之物的手段。
2018年1月我从美国回到香港。众人好奇作为哈佛燕京末代“访问研究员”(Visiting Fellow),我这一年半除了写博士论文还干了些什么。自我审视,坦言大部分时间都不在东亚研究的圈子,反而去听了不少和电影、哲学相关的课程,恶补了两百多部片子。本想这样也算收获满满,却被朋友泼了一盆冷水:“书在哪里不能读?电影什么时候不能看?好不容易去趟哈佛,你就不知道多开几次会、多认识一些人吗?”不仅现在,当初我就明白他说得没错。可我总有种奇怪的天赋能把所有非私人的社交活动变成像在面试——也许它们就是一回事。既然两边都做不好,与其为了太强的目的性令彼此尴尬,不如独自沉沦在爱好里感受充实。好在多亏了这段经历,我在大学里得以教一些和电影相关的课程。
备课时的雄心万丈、计划中的奇思妙想很快就在现实面前受挫。这本小书出来以后,不少读者的问题都聚焦于:“你为什么要选这些文本来讲?为什么要采取这样一种分类?”真相是,这多半是为了完成硬性的教学任务。比如学院要求改编单元必须采用中文作品,那么我只能把非中文的作品移入其他环节讲授,同时在自己有限的阅历中筛选各具代表性的现当代文本。虽然预设了学生对文学和电影是零基础,但因为只有最多四周课时讲授“认识电影”的导论,我就把它拆分成电影诞生的历史与电影最基本的几种形式特征。每学期的最后一堂课是我争取来的放飞自我的实验。第一次碰上科幻文学热,我选择了莱姆的《索拉里斯星》与塔可夫斯基的《飞向太空》,应者寥寥;第二次我尝试以“宗教大法官”的视角去解读《幸福的拉扎罗》,还是我一个人的自High ;第三次是比较卡夫卡的《城堡》和迪诺·布扎蒂的《鞑靼人沙漠》及各自的电影改编,结果大半时间都在复述小说情节;第四次我终于没有时间和精力再去折腾,便介绍了和自己研究相关的“车厢邂逅”“时间迷宫”等主题——成书时考虑到原创性和完成度,遂将此节纳入其中。我意识到有些东西只适合私下里和朋友交流,不能一上来就放进导入的课程中。作为老师,不应该故作天真地扮演一个纯粹的爱好者,否认自己拥有权力上的便宜。稍改下韦伯的名言——“在听众可能有不同看法却要被迫保持沉默的地方,让一个老师在讲台上炫耀自己作为信仰者的勇气,标榜自己读过的书、看过的电影,这样的课未免太过惬意、太过无聊了。”想明白这个道理后,我在选择文本时就少了很多负担,也会参考同学们的建议——比如第一届的学生认为2014年是距离他们最近、最后的一个电影大年,所以我就采用了《鸟人》《布达佩斯大饭店》来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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