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接触过的香港中学生,凡是学过《边城》的无不吐槽这个故事不合理。他们普遍的观点就是认为翠翠的不幸是自己造成的;也不理解大老、二老怎么会如此轻易喜欢上翠翠,付出惨重的代价到底图什么;最令我惊讶的是,很多中学生认为翠翠的结局若不是像她母亲一样自尽,就是沦为河街上的妓女。因为现在的学生想问题非常现实,他们觉得二老多半是回不来了,别人的照顾不可能长期持续,像翠翠这样一个弱女子没有背景、没有能力,要想生活下去只有出卖自己的身体。大概因为这些中学生从来都生活在现代化的都市里,习惯于用仅有的生存经验、资本主义社会的标准去比附、衡量《边城》里的世界。但这样一种现实的、功利式的解读并不适用于沈从文的小说,因为这些小说多半是一种抒情传奇。《边城》里的人物不能从环境中剥离出来去理解,追究谁对谁错对故事来说并不重要,你也不能仅仅把它当成一个三角恋的故事——这里面没有CP,没有输赢,甚至可能没有爱情。在这样一个世界里,人的爱憎要胜于生存算计,真心不能保证成功,有情会令你更加悲伤。但即使如此,这一切依然美好,令人神往。
我本来计划将《边城》的小说和1984年的电影改编进行一个比较分析,但备课时发现黄子平教授之前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沈从文小说的视觉转换》,非常有创见,材料也极为丰富,建议大家直接去阅读这篇文章。我们就在他搭建的框架内,重点探讨《萧萧》(1930)、《边城》(1934)这两篇小说及其20世纪80年代的电影改编作品。
问题是,目前为止没有一部沈从文作品的电影改编令人满意——它们也许能以视觉化的方式再现田园诗般的湘西世界,却始终无法传达出沈从文笔下的抒情特质。那有没有一部中国电影较好地传达出这种抒情特质呢?首推的就是费穆导演的《小城之春》(1948)。虽然它和沈从文的小说没多大关联,但很多论者皆以为两者在抒情特征、艺术气质上相互辉映、彼此流注。我们会在最后一起来看看它为抒情论述带来的诸种可能以及揭示出的界限所在。
抒情是一剂药方,但是药三分毒。沈从文和《小城之春》在20世纪80年代被重新发现和重新评价并非偶然,抒情恰恰是在抒情没落的时代又被人召唤,被赋予重要性——仍然逃不脱归为自欺/自觉的命运。抒情总是指向过去,因为未来需要你去相信、去开拓。有情的过去肯定是被美化过了的,而我们之所以为情所动,多半是因为意识到自己再也回不去了才割舍不下。至于每个人抒发的是真情还是假意,永远只有自己心里清楚。
一 沈从文的抒情论述
中文系的各位同学对沈从文的生平想必非常熟悉,我也就不赘述了。他在20世纪20年代蜚声文坛,30年代时风头无两,大概只有40年代的张爱玲能与其比肩。他营造出的湘西世界,使得凤凰成为现代文学史中最耀眼的一座古城,至今也是印证文学书写地方和地方成全文学的绝佳案例。要注意的是,沈从文书写的乡土中国其实是处于生存问题之外的。换言之,他比80年代那批寻根文学更早地将乡土从落后传统的范式中解放出来,上升为精神家园。他笔下的人物当然也饱受贫穷、战乱等灾难的折磨,但驱使他们行动的不是生存意志,不是食色这样的本能欲求,而是人之为人的一腔爱憎。即使不知时事、不懂文墨,这些乡土世界中的个体也拥有优美健康的生命体验和完整的审美感知力。
20世纪5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有些庸俗的唯物美学家提出过一个说法,农民不能欣赏大海的美丽,因为他们的生活充满苦痛,时刻被资本主义剥削压榨。如果农民在苦难中还能认同自己的生活,甚至超脱其上去欣赏自然的美丽,那就激发不了反抗性,革命队伍快要没人了。虽然沈从文没有也不敢参与此番讨论,但我猜他内心里对这种“城里人”和“启蒙者”居高临下的论断是嗤之以鼻的。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的作品会被左翼正统视为“反革命文学”,他本人也被郭沫若点名是“桃红色作家”。他曾有过两次自杀未遂的经历,之后基本封笔,后来钟情于文物研究,特别是古代的服饰与器物;但作为作家的沈从文在80年代重新受到追捧,很多作品也被改编成电影登上银幕。
大家中学阶段都读过沈从文,但我建议各位不妨从《我的教育》(1929)、《从文自传》(1934)入手,之后怀着感悟和心得再重读那些你们熟知的作品,一定会有新的体会。我之前说香港的中学生读不懂《边城》,但坦白讲,我中学时也未能欣赏沈从文。当时觉得这就是一篇文字优美但软绵绵、怅惘初恋的纯爱故事,不深刻,不厚重,不能起到撄人心的效果。现在想来错得离谱,或许是因为少年不识愁滋味,或许是因为中学阶段读小说重点都放在了故事情节上面。
导致我对沈从文态度转变的直接契机是他那些关于砍头,关于生命如何被侮辱、被损毁的文字——这也是受惠于王德威老师的研究。我这才意识到沈从文的抒情书写并不肤浅,边城也不只是一个单纯美好、桃红色的旧日幻梦;当他感叹天地之中有大美时,生命与死亡、喜悦与悲悯是并行不悖的;他所执着的人性情感之可爱不是搭建在言辞之上,而是它真的会受伤也会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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