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倒叙的手法,也并非只是形式上的设置——对这部电影的艺术表现力来说,倒叙是必需的。D部分的1958年拍得极致绚丽,因为这是梦开始的地方,有盛大的婚礼,开向天上的火车。在这里,幸福的人笑得灿烂,伤心的人哭得也真切,但作为观众的我们其实无法从心里认同这两者中的任何一方——因为我们早已通过A、B、C部分知晓了他们后来的命运,十八年后终究殊途同归。所以这部分越是华丽得令人惊叹,整个故事的基调反而也就越悲凉。你以为这是美梦的开始,殊不知这其实已是梦的全部;你以为大好的人生、无数的可能在前面等着你,但其实这一刻才是仅有的巅峰,此后就是持续下坠的过程。曾经自觉的主体,最终都活成了一种自欺,而当自欺不可延续时,悲剧就发生了。如果不采用倒叙的手法,就按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D→A→B→C来讲述,又会为故事带来什么样的效果呢?大家可以琢磨一下。
第三,故事的主角及关键台词变了。小说里李东方是绝对的主角,因为这是关于他实现成长、获得主体地位的故事。但电影里“天鹅绒事件”的主角换成了唐雨林,他和疯妈、梁老师一齐示范了自欺主体的困境;而李东方更像是说破了皇帝新装的那个孩子。其实电影中的李东方自始至终没有成长,完全是一个工具人角色:在D部分,他是那个象征着拥有无数可能却又被命运框定的新生命;在A部分,他是一个寻父的角色,执着于自己的身世,甚至无意中摧毁了母亲最后的城堡;而在C部分,他的寻父之旅和求真职能在天鹅绒这个对象上重合了,但即使他看到了、摸到了天鹅绒,却依旧什么都不懂。如果小说中李东方对天鹅绒的理解是经过思考后,自己为自己做的决定,那么电影中他对天鹅绒的理解就是一个求真/寻父的过程。
电影塑造的时代特征是压抑而非匮乏,真相恰恰在于不可得,也没法说,虽然它就摆在李东方眼前,但他理解不了——为了生活得以继续,所有人的自觉自主其实都是一种自欺。所以当电影中唐雨林有意放小队长一马的时候,后者却唰地一下拿出一面天鹅绒材质的旌旗——那是他专门去外地找到的,观众心里顿时凉了半截;然而他还不罢手,大声说出了所有人早已知晓却不想面对的真相——“可是你老婆的肚子根本不像天鹅绒。”大家或许觉得这孩子怎么自己找死,但是原著小说里李东方说出的话也是一种找死行为,两者有什么区别呢?“我想来想去,已经知道天鹅绒是什么样子了……跟姚妹妹的皮肤一样。”这句话也可以转换为“你老婆的肚子就像天鹅绒”。表面上看起来,不论是说像还是不像,都会被唐雨林一枪打死;但事实上正是因为电影和小说中的李东方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人才造成了这样的差异。小说中的李东方,虽然最终一无所得,却通过自己的决定,选择成为成熟、平等的主体,并愿为此承担人之为人的责任或说后果——他知道自己这样讲其实就是选择了死亡。李东方死在自家的菜地里,他说出那句找死台词的前一刻还在地里干活。而电影中的李东方,永远都是懵懂无知、长不大的孩子,不明白自己的父亲是谁,不明白为什么母亲有时发疯有时正常,也不明白唐雨林为什么认为自己老婆的肚子像天鹅绒,他甚至也不明白自己究竟是为什么而死的。人即使曾有过自觉自主的时刻,但要长期存在下去,面对时代的压抑、生活的打磨,还是需要一份自欺才行。欲望的对象是什么并无所谓,重要的是欲望的幻象,它为主体的存在提供了意义的担保。电影里李东方那句“不像”其实是碾碎了唐雨林得以苟且的最后尊严,也结束了自己作为工具人的使命。
到这里,我们已经可以明确小说原著和电影改编虽然有同样的情节和人物,但要表达的主题是不一样的,讲出来的完全是两个故事:一个是主体的自觉,一个是主体的自欺。令我困惑的是,很多人根本没经过这样的整理与分析,就断言电影改编更好,因为它看起来很丰富,把简单的情节变复杂了;或者坚持小说原著更妙,因为它蕴含较为深刻的思想内涵。这就是以感觉凌驾于阐释,如果只是打分、写个短评也就罢了,但放在论文里面充其量只是在说“我更喜欢小说”或“我更喜欢电影”。对一篇论文而言,你的喜欢或不喜欢并不重要,说清楚你为什么喜欢或不喜欢比较重要,让你喜欢或不喜欢的理由经得起推敲和论证非常重要。
最后,我们再聊一下电影中有关自欺的问题。疯妈、梁老师、唐雨林面临着一样的困境:既忘不了过去,也无法和现实彻底妥协,都以自己的方式编织着欲望的幻象,靠着自我欺骗维系最后仅存的主体性。一旦连这都无法做到,那么他们的结局只能是:消失、自戕、报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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