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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
第六讲 太阳照常升起,生活还得继续

文学改编电影之一: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自觉/自欺

从这一讲开始,本书会进入新的单元,即文学改编电影。在最初的介绍中我也向大家解释过,这门课最早是从“名著改编电影”的课程设计演变而来,所以“改编”既是学校指定的授课内容,也反映出人们最早在谈论文学和电影的关系时,把改编作为一个最重要的出发点。

有关改编这一单元的内容主要分为三章:本章是概论,让大家对文学改编电影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并能有所反思,我会以21世纪以来的两部作品——叶弥(1964— )的短篇小说《天鹅绒》(2002)和姜文(1963— )改编的电影《太阳照常升起》(2007)——为例进行比较阅读、加以解释;下一章我们会进入中国当代文学领域中的电影改编,中文系的同学对这一划定范围应该都不陌生,主要涉及20世纪80—90年代的文化热、长篇小说的兴起与第五代导演的改编作品;最后回溯到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作品,探讨现代文学及电影作品的抒情风格——由于张爱玲的电影改编讲得太多,我选择了沈从文作为例子,这也是受到了黄子平教授一篇文章的启发,以及王德威老师多年来的打磨,在他的影响下,我对沈从文完成了“路转粉”的蜕变,在重读沈从文的小说时也有了一些新的感悟。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经典文学史不会覆盖的改编作品,也就是所谓“严肃文学”范围之外的作品。它们同样是文学创作,带有鲜明的文学性,却因为自身的娱乐性或流行程度而被文学研究拒之门外,甚至被打上“不够档次”的烙印。虽然有些类别已经从所谓的小众进入主流,变得风头大热,比如科幻文学,刘慈欣的《流浪地球》(2019)及其电影改编就是一个现象级的话题。还有那些流行文化衍生出的改编电影,比如有些同学在分析作业中选择的电影文本包括《哈利·波特》(2001—2011)、《空之境界》(2007—2013)、《小时代》(2013—2015)等。我并不反对大家选择自己喜欢的作品进行研究,而且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去思考,为什么一般的改编研究都会忽略这些作品。是一种高尚的文化资本逻辑作祟,让我们觉得这些作品不够文学、经不起推敲,只能放在粉丝及亚文化的圈子里?还是说依照某种评判标准,它们确实在阐释空间上相对狭隘?但从研究的评判角度看,只有喜欢是不够的,想为自己的喜好正名并不构成一个有效的论点。

谈论电影的门槛是很低的,因为每个人天生都是电影观众。我一再强调,这门课是希望大家将自己定位成电影的研究者而不是消费者,应该努力具备一些专业素质。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看电影都会忠实于个人的审美欲望,毫无顾忌地将某一部影片评为神作或烂片,打1星还是5星完全是观众天经地义的个人权利。但如果你以研究者的身份出现,或者认为自己的影评同时是一篇学术散文(Academic essay),那么多少都应该和个人的好恶保持一定距离:减缓因为共鸣或满足带来的喜悦,克制自我确证的权力欲,在分析、理解的基础上,梳理出自己的思考原则及审美标准,最后再去评判。

爱一个人需要理由吗?需要吗?不需要吗?好吧,我承认这是一个老掉牙的“梗”,意会不到的同学忘了就好。我的看法是,爱本身并不需要理由,可你若要和别人谈论起爱总是需要理由,无所谓这些理由是否站得住脚。这并不是让大家隐藏或改变自己的喜好——虽然我们的喜好也一直在变,而是要对自己的喜好负责,把为什么喜欢/不喜欢一部电影的感觉及理由转化成论证,想清楚、说明白。这样写出来的文章并不一定会比豆瓣影评、知乎问答更精彩或更受人欢迎,但它至少具备基本的职业素质,还有你自己的真诚思考。

一 任何一部电影本质上都是改编

一般而言,改编是指电影从文学作品——特别是小说和戏剧——中取材,将文字作品变成动态的视觉影像,搬上银幕。这个松散的定义看起来比较简单,但在实际操作中会有很多问题。这一讲请大家提前阅读的两篇文章分别是巴赞的《非纯电影辩:为改编辩护》(1952)和李欧梵老师《文学改编电影》(2010)一书中的“导论:改编的艺术”。我们先总结一下两篇文章的共同论点,再以此为中心展开我们有关改编的反思。我归纳了以下四点供参考:

第一,对以“忠实于原著”作为评判电影改编好坏的主要标准提出质疑。

第二,默认文学作品,特别是小说,相比于电影是一种更复杂的艺术形式;电影的视觉表现无法穷尽语言文字的意涵与奥秘,故而难以传达出经典文学作品的精髓。

第三,赋予改编电影和原著作品一种对等的关系地位,在巴赞那里是把改编比作翻译,李欧梵老师则提倡一种对位;认为改编电影不能只是复制、再现原著,必须要有一种旗鼓相当的天才性的创造,使改编和原著获得一种平衡。

第四,对既有的大多数电影改编作品并不满意,但都持宽容态度;认为电影改编是对经典文学的一种普及和推广,有总比没有好。

我们在这门课上其实已经接触过大量的电影改编作品,比如《哈姆雷特》《罗生门》《布达佩斯大饭店》,也有同学提到很多曾经看过的改编电影,像《色戒》(2007)、《悲惨世界》(2012)、《了不起的盖茨比》(2013)以及最近上映的《小妇人》(2019)等。这首先就涉及一个电影以外的问题,即文学的经典化及其分类背后的知识权力关系。一谈到改编,我们总是会自然地联想起这些所谓的文学名著,而把其他同样符合改编标准的作品自动屏蔽掉。哪些作品会被奉为经典,哪些作品能被归为一流,其实不是完全由作品自身决定的,况且大众的审美品位永远处在历史的变化中。判定一部作品是一流还是三流,其中可能有我们个人兴趣、思考解读的作用,但同时也是社会规训、学校教育的结果。所以我一再强调,不是要求大家放弃或改变自己的标准与品位,而是要意识到为什么自己会形成这样的审美判断,并尽可能地对自己喜好范围之外的东西予以起码的尊重和必要的理解。

其次,为什么在研究电影改编时“忠实于原著”这一标准应该受到怀疑甚至摒弃呢?两位作者是从艺术创作和接受的自由来谈论的,认为“忠实于原著”被当作主要甚至唯一的评判标准,这是庸俗甚至肤浅的。但我以为,电影改编“忠实于原著”从来都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就是视觉性与叙事性之间的不对称关系,它们有时对立,有时重叠,但绝对不可能完全等同。当你判定一部改编电影“忠实于原著”时,只不过是它恰好符合你在阅读文字作品时在内心建构出的视觉意象。电影改编和原著小说可以共享同一个故事梗概——有时前者是后者的缩影,有时后者也能成为前者的脚注,但它们不可能重复讲同一个故事。所以当我们看到“忠实于原著”这类评价时,应该心存警惕,它充其量只是批评者借着原著/正统的外衣来主张或捍卫一种自我表达的权力欲,它真正想说的无非是“我喜欢”或“我不喜欢”。

进一步讲,如果抛开“经典”“名著”的限定框架,改编仅仅是指视觉图像要有相应的叙述文字对应,那么任何一部电影本质上都是改编;而创作者和研究者就是以不同的方式在文字和镜头之间进行一次又一次地置换,这是一个可以持续进行下去的游戏。创作者需要把文字叙述转换成视觉镜头,而研究者又要把所有镜头重新拆解出来,以文字的方式加以解释、评析。所以电影改编不是重现,不是复制,也不是衍生,其本身就是一种创作,用理论家斯塔姆(Robert Stam,1941— )的话来说,这种创作是以对话的方式进行的。当然,对电影的研究与阐释何尝不是一种对话的过程?

再次,正是由于电影改编和文字原著之间本质上的不对称性,大多数文史哲出身的研究者对文学作品有习惯性的偏爱。我把它解释为:“言不尽意,影不及言。”比如李欧梵老师认为,电影虽然可以增加小说场景的实感,丰富它的想象,但很难表现心理小说中思潮起伏的主观心态以及作家对语言的运用。他提到鲁迅的小说《祝福》被改编成电影搬上银幕,显得非常庸俗,因为它无法表达出原著中叙述视角所带有的反讽性。巴赞虽然说要为改编电影辩护,但也承认小说能塑造更复杂的人物形象,有着更严谨、精巧的结构,对受众的审美要求更高。电影不善于传达语言的微妙之处,比如安德烈·纪德(André Gide,1869—1951)善用简单过去时这一语言风格就很难拍出来。

影像捕捉不到语言文字的精髓,这固然不错;不过我们可别忘了,语言文字其实也无法穷尽我们观看影像时的感受。大家在观赏一幅画作、观看一部电影时,有没有体验过那种视觉的直观感受无法用语言文字描述、解析呢?这种例子太多了。老彼得·勃鲁盖尔(Pieter Bruegel the Elder,1525—1569)和罗斯科(Mark Rothko,1903—1970)的画作、范宽(950—1032)的《溪山行旅图》……它们能够被语言文字讲述、探讨,但却无法被完全转化,甚至本质上有不能言说的东西使得任何文字阐释在它们面前都会自觉黯淡。同样的道理,再精彩的影评也无法说尽我们偏爱的那些电影,语言文字也不能破解视觉图像的所有密码。或许正因如此,阐释活动才能一直延续下去。言说不能言说之物源自人非理性的冲动,可同时也是人类文化绵延不绝的动力。只有意识到我们对语言文字和视觉图像具有不同的感觉结构和审美意向,才能相对公平地看待电影改编,尊重改编和原著彼此作为创作物的不同灵光。

我再补充一点,电影改编没能传达出原著作品的微妙或精髓,很多时候和视觉性没什么关系,而是创作者、编导个人的阅读能力及阐释水平导致的。李欧梵老师在文中说,《祝福》的电影改编完全删去了作为知识分子的叙述者,只剩下祥林嫂受尽折磨的苦情戏,失去了鲁迅作品中深沉的反讽意味。如何用视觉图像来传达叙述的反讽性,这是一个难题。但如果是电影改编的创作者根本就没读出来或者干脆否认原作中含有这种反讽性呢?对文学作品而言,故事梗概、人物事件是一阶的内容,至于反讽性则是二阶的领域,后者本身就依赖于相关的阐释、评论才能存在。所以对于文学改编电影,编导不能只是一个创作者,还必须是一个阐释者,其个人对原著作品的阅读理解会直接影响改编作品的质量。当然最好的情况,是原著和改编之间有一种对等的、天才性的创造,但这其实也是正确的废话。天才写的小说、天才拍的电影自然好,但我们如何辨识出天才呢?无非还是以作品而论,由此向前追溯。在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领域,一个很残酷的事实是,我们就是唯结果论的。只有作品足够好,大家才愿意做逆推式的研究,为创作过程提供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法。所以在每个人的片单里,神作各有各的惊人魅力,而烂片都是一样的乏善可陈——不过也许它们还有作为电影史料的价值。

既然存在这么多问题,那我们到底该怎样去研究电影改编呢?一般而言,研究途径其实也就是三大类:一是从作者入手,考察、复原、重述电影改编的历史过程,有点传统上知人论世的味道,电影史研究者大都是从这个方面做的;二是从受众即观众的接受方面进入,比较探讨原著作品和改编作品之于受众群体的不同影响、审美感受,以及它们各自扮演的职能意义,这主要涉及作品的社会接受问题,所以你可能多少要做点田野调查、数据分析之类的工作;三是回到文本,这也是我唯一熟悉的一种研究策略,即用比较细读的方式分析、阐释原著作品和电影改编,试图在它们之间建立起新的对话。此类研究者大多会汲取各种时髦的哲学、艺术理论,将其运用到文本阐释中。但请注意,理论只是一种工具、一个参照系,切莫把它当成更高一阶的评判标准,也别沉溺在名词术语中丢掉自己的直观体验。其实不用理论术语,只要能表述清楚,把自己的感受、观点提炼成可与他人对话的论证,也没什么不可。遗憾的是,理论用得好不好,你的阐释是恰到好处还是过度鬼扯,我们也没有可操作的指引或明确的规则;最终还是看你自己的作品、你写出来的批评文章。我的经验永远都是以下三条:读细一点、想慢一点、写清楚一点。不要总想一下子搞个大新闻,试图让一篇文章面面俱到,去解决所有问题。只要你的解读能够在有限的范围内自圆其说,能让我们在重读原著作品和重看电影改编时有所收获,有新的体会,就可以了。

二 《天鹅绒》与《太阳照常升起》

选择姜文的《太阳照常升起》这部电影,除了满足我个人的喜好外,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太多观众对它的反应是“看不懂”。大家正好可以拿它练练手,从这门课能学到的最基本技能,就是帮助你将这些所谓“看不懂”的电影看懂,在此基础上再谈喜不喜欢的问题。造成看不懂的最大原因,我个人觉得是剪辑太快,以及“丧心病狂”的移动镜头,而单个镜头包含的信息量过多,所以很难一下子把整个故事贯通起来,只有多刷几次才行。但有意思的是,这部电影当年得了金马的最佳剪辑奖。所以同样的特征,也可以把它视作一种明快短促的风格加以赞扬,完全是见仁见智的问题。

这部电影改编自叶弥2002年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一则短篇小说,原著只有八千字。叶弥是一位比较独特的女作家,如果你读过她的作品,会发现她很有想法。她的短篇小说不像一般小说那样靠情节反转来取胜,而是包含了对一些根本问题的思考;这类作品不会让你一翻开就感到很惊艳,但若能试着去思考事件和人物行为的目的及意义,你会逐渐在节制的叙述与淡然的文字中寻觅到真挚的东西,回味无穷。真挚的思考不意味着它就一定正确,也不会勉强你非要接受它,所以多少值得尊敬。有同学说喜欢这部作品的小说胜过电影,也有同学说更喜欢改编的电影。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文学改编电影的典范,原著和改编都很有味道,表面上二者共享了同一个情节设定,但最终讲出来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故事。我们先来看一看《天鹅绒》讲述了一个怎样的故事。

1 主体的自觉

小说开篇讲述了一个很贫穷的乡下女人李杨氏,因为丢了两斤猪肉而疯了。时间设定在1967年,“文革”已经开始。但这篇小说中的时间地点并没有什么特别含义,只要知道故事是在一个极度封闭、贫穷的环境中发生的就可以了。紧接着叙述者插入,讲述了疯女人三年后跳河自杀,她的儿子李东方和从城里下放来的唐雨林的老婆通奸,最终被唐雨林一枪击毙。在简单刻画了唐雨林和他老婆姚妹妹的性格特征后,叙述者隐去,回到了1969年的乡下农村,唐雨林、姚妹妹和李东方在这里相遇。唐雨林发现了小队长李东方和自己的老婆通奸,从两人偷情的对话中得知,没见过世面的小队长不知道什么是天鹅绒。于是唐雨林决定让他死个明白。在试图让李东方明白什么是天鹅绒的过程中,唐雨林似乎有意拖延,想找借口放李东方一马。但这时李东方却说出了小说中最坚决、最鲜明的一句话:“你不必去找了,我想来想去,已经知道天鹅绒是什么样子了……跟姚妹妹的皮肤一样。”这无疑是给了唐雨林开枪的机会,李东方自己选择了死亡。最后有一段叙述者的评论,提到英国的查尔斯王子于1999年和情人卡米拉通电话时,说“我恨不得做你的卫生棉条”。叙述者将这两件事同等地并置在一起,最终得出结论:“于是我们思想了,于是我们对生命一视同仁。”

有同学不明白最后为什么要加上查尔斯王子那一段内容。我的理解是,查尔斯王子的这句话是一句荤段子式的情话。他当然不可能成为棉条,甚至可能不了解棉条——至少不会像他的情人一样拥有关于卫生棉条的体验。但在他的想象中,他认为自己明白做情人的卫生棉条是什么意思,于是他发出了这样的告白。同样,李东方至死不明白天鹅绒是何物,只隐约地理解到是一种布料;但他做出了决定,在他的想象里,他已经知道天鹅绒是什么了,就跟姚妹妹的皮肤一样——这既是对情人的告白,也是对自己的认可。从他者的视角看,李东方说自己知道了什么是天鹅绒,他真的知道了吗?如果就“知道”的一般定义而言,那李东方肯定还是不知道或知道得并不充分——他没有获得有关天鹅绒的直接信息和实物的亲身体验。但从李东方自己的立场而言,是他“决定”让自己知道了,仅仅有这一决定就够了。这让他越过了年代环境、文化国籍、阶级地位、知识背景等条条框框,和查尔斯王子成了平等的主体,至于知道的内容是对是错已经无所谓了。

进一步讲,李东方不仅和查尔斯王子获得了平等的主体地位,也和唐雨林实现了生命的一视同仁。唐雨林是个侠骨柔肠的人,他要想杀李东方早就动手了。虽然李东方做了对不起他的事,他也必须为此做点什么,但他并不痛恨李东方本人,甚至对这个什么都不知道、一直待在穷困乡村的小队长有种悲悯。唐雨林怀有悲悯之情,从某种意义上你可以说他品德高尚,但换个角度来看,这也说明唐雨林和李东方的地位关系并不平等,李东方在唐雨林眼里始终是次一等的存在——尽管表面上李东方还是唐雨林的上司小队长。这就好像正常人不会去和比你弱的人计较,因为没法计较。隐含的权力地位是很重要的。比如同样是开玩笑,你开上级的玩笑叫讽刺,但你开下级的玩笑就是欺凌。作为一个合格的复仇对象,他不仅要伤害过你,还应该要比你强大,或至少是对等的存在,这样你的复仇才有意义。所以唐雨林这个角色从没变过,杀或不杀所遵循的逻辑是一致的:他最终抓住机会开枪杀了李东方,是因为他意识到眼前这个人和自己是对等的,对方拒绝了他的怜悯而选择和他站在同等的位置上。

结合以上两点,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李东方才是《天鹅绒》这篇小说的主角,这是他为自己争取到一视同仁的生命地位的故事,也是主体成长的别样叙事。我们看过的大多数成长小说,往往是主角要离开家乡、出外游历,从别处获得信息和经验,利用这些异己的东西对自身展开反思,最终和世界达成和解,得到他人的认可。而这篇小说妙就妙在设置了一个反成长小说的框架,李东方根本无法离开这个乡村去往外面的世界,尽管他对天鹅绒、虾仁烧卖充满了好奇与向往,但他至死都不会知道这些是什么。在这样物质匮乏、知识缺失的环境下,人怎么还可能成长呢?然而小说告诉你,这是可能的,因为人可以自我选择,哪怕选择只是一个形式。内容空洞的成长依然是成长,它迫使他人认可了自己,也为自己获得了生命的尊严。李东方对天鹅绒的理解是个人思想后做出的决定,凭着这样一个决定,他让自己从自在(In-itself)的主体进阶为自为(For-itself)的主体;他不再渴求他人编织的神话、提供的答案,而是自己将意义赋予了自身的生活;由于复仇只发生在对等的存在者身上,所以他自觉的死亡更像是一种被承认的代价。在小说里,他人只是提供了一种诱因,每个人自身的结局最终都是自我决定的。无论知道与否、杀或不杀,他们都是自觉而自为的主体。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李东方的疯母亲李杨氏。

开篇安排李杨氏的故事,乍看之下有点荒诞,甚至带点黑色幽默,好像是为了凸显人的无知、狭隘与倔强。但若现在你认同疯女人的儿子是值得尊敬的,那疯女人本身又该如何理解呢?她对应的是李东方的反面吗?有同学在文中找到证据,里面有句评价说李东方与他的母亲有一样的特性,“坚韧和脆弱相隔着一条细线,自我的捍卫和自我的崩溃同时进行着”。既然李东方最后成功捍卫了自我,那他疯了的母亲无疑代表着自我崩溃,被偷的两斤猪肉成了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这样的解释没问题,而且看起来也很贴切。但我还是有疑虑:不是最后说要“对生命一视同仁”吗?谁敢断定李杨氏没有思想、无法自觉呢?如果说李东方值得赞扬的地方在于他逆转了自我与他人之间的地位关系——空洞的主体依然是主体,那为什么对疯女人的理解就又回落到他人的眼光中了呢?更何况他人眼中的疯和自己心中的倔或许是一回事。我们可以把李东方和李杨氏看作一枚硬币的两面,对前者的赞扬和对后者的奚落相辅相成,可若如此岂不是和这篇小说的主题相违背,使我们自身处于一个被讽刺的位置上吗?所以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李杨氏自然也属于“对生命一视同仁”的范畴,只不过她的自觉更加激进,甚至连他人的认可都不要了。

我们来思考一下,李杨氏真的就只是因为两斤猪肉就疯了吗?就这么穷困,这么看不开?其实小说一开始就暗示了,这是穷造成的问题,但问题不在于她的穷。她是吃过猪肉的,那有数的几顿红烧肉是她最幸福的回忆。出于对儿子的愧疚,她这一次想买两斤猪肉,烧一锅红烧肉和丈夫、儿子一起吃,并且要端到门外去吃,让全村人都见证她的幸福。为什么会对儿子有愧疚呢?因为卖猪肉的钱本来是她儿子的学费,被她克扣了,导致儿子辍学去工作了。但她拿了这笔钱,本来也不是要买猪肉,而是要买一双袜子,因为村里的女人在背后嘲笑她连一双袜子都买不起。可当她真的去买袜子时,她犹豫了,觉得这样划不来,买双袜子也就逢年过节穿一下。在权衡比较后,李杨氏转而去买了两斤猪肉,想把自己记忆中最幸福的体验分享给儿子和丈夫,当然最重要的是要让村里的其他人都看见。

这样看来,小说《天鹅绒》构筑的世界里,食物比衣服重要,性更是微乎其微的事情,质料胜过形式,自我的欲望比他人的评价更为基本。然而没疯之前的李杨氏想不明白这个道理,她始终困在他人的看法里。表面上,她想买袜子是为了自己,买两斤猪肉是为了儿子和丈夫,但这一切其实都是为了村里的其他人——袜子是穿给别人看的,红烧肉也是要吃给别人看的。只有在肉不见了以后,李杨氏开始指天咒地、骂人骂狗骂一切,这个时候他人的看法才终于失效了。即使村里的女人跑来劝她,说相信她是买过肉的,但此时的李杨氏似乎已看透且厌倦了这种受制于他人的把戏,所以她再也没有妥协,所以她真的疯了。

人们拿一个疯女人没有办法,他人的言论影响不了一个疯子。而从李杨氏的角度讲,只有疯才是遵循、贯彻了自己的欲望。她没有像李东方一样等到一个对等的他者来成全自己,而是趁自己清醒又自尊的时候,梳了头,洗了热水澡,穿好衣服,投河自尽,结束这一切。有意思的是,关于她的投河自尽,仍免不了有他人议论——“洗什么澡?多此一举,反正要投河嘛。”但我们可以确信,此时的李杨氏即使知道别人在背后对她指指点点,或者在自尽前料想到了他人的议论,她也绝对不会在意,不会再为驳斥、改变他人的看法而活。

反倒是我们这些读者,如果我们对李杨氏表示奚落或怜悯,却对李东方报以赞扬及敬佩,那其实是我们自己仍旧限于他人(包括叙述者和作者)的议论中,没有走出来。李东方给了唐雨林开枪的机会,不是为了求得他人的赞扬;就像他的母亲李杨氏选择投河,也压根不稀罕人们对她的评价。这才是这篇小说打动人心的神髓所在:主体的自觉在于其自身的决绝,而非依赖他人的承认。每一个人都忠实于自己的欲望,尽管这一欲望最初是由他人撩起的;可他们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以仅有的方式确立了自身才是欲望的主宰。而在一个物质和知识匮乏、向外生长不可得的环境下,那仅有的方式可能就是自主地选择死亡。死亡在小说里不是一个消极的东西,而成了生命适当而完满的句号。伟大人物的死亡总是令人惋惜,而面对李东方母子的自绝,我们通常的反应也就是——这有什么意义呢?这样死值得吗?但就像唐雨林的生活并不比这两人更高贵一样,李东方的死也并不比李杨氏的死更有意义。意义这种事,永远是在他人的看法中阐释出来的,自以为有意义却未获得他人认可的东西其实也是没意义的。所以我们也推导不出李东方母子的死亡对他们自己是有意义的这样一个结论。正是在对意义的绝对拒斥中,我们看到了某些更原始、更纯粹的决绝与平等,于是乎,所有的生命终于一视同仁了。

以上是我个人对《天鹅绒》这篇小说的解读,不算什么标准答案,或许有过度阐释的地方,故不强求大家认同。文本阐释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你可以在认同或不认同之间翻过来、倒过去,时而反思,时而捍卫,最终使自己对文本的理解向前一步,挖深一点。所以请大家把我的解读——《天鹅绒》中关于主体的自觉当成一个暂时的参照,方便我们去理解改编后的电影作品。《太阳照常升起》讲的是另一个成对的故事:所有主体的自觉无外乎是一种自欺,你永远不知道自欺的幻象能维持多久,说不准什么时候就被闯入的他者给打破了。

2 主体的自欺

我们再来梳理一下《太阳照常升起》的叙事结构。电影的剧情由以下四部分串联起来:

A. 1976年春,南部的某村落,“疯妈”因为丢了买来的两只金鱼鞋,从树上掉下来疯了。与她相依为命的儿子李东方纠结于自己的身世,想搞清楚他爸爸是谁。

B. 1976年夏,东部某大学,食堂的梁老师因为陷入“摸屁股”的流氓丑闻,最后自戕了。

C. 1976年秋,回到南部,因为梁老师事件受牵连的唐老师(唐雨林)被下放到疯妈所在的村子,疯妈的儿子、已当上小队长的李东方接待了他们。接着就发生了原著小说中的“天鹅绒事件”,唐雨林最终开枪打死了与他老婆通奸的李东方。

D. 1958年冬,西部的戈壁滩上,故事的起源也是一切的开始——两个骑骆驼的女人分别去找寻自己的情郎,看似是“苦难”和“幸福”的对比,但这暂时的区分从整个电影的叙述时空中来看终究只是同义反复。

我个人最喜欢D部分,拍得很美,节奏也慢下来了,没有之前那些都快虚焦了的移动镜头。各种象征性的、灿烂至极的视觉图像其实已经为先前的各种谜团提供了答案,看你是否愿意接受。疯妈有句台词:“只能说你没懂,不能说你没看见。”懂并不意味着要去揣测姜文的创作意图或是筛选出一个正确的答案。当然,作者意图和文本阐释也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关系。我所说的“懂”,是希望大家在观看和阅读的基础上,尽可能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感受,继而为其提供一个合理的阐释。阐释要想合理,必然又会涉及作者的创作意图、作品的历史语境、可能的理论话语等。那么和原著小说相比,电影改编有哪些显著的变化呢?我将大家的意见汇总,加上我的看法,总结出以下三点。

《太阳照常升起》电影海报,2007年

第一,时代背景的作用变了。《天鹅绒》的小说其实只是借了“文革”的时代背景作为故事的外壳,即人们处在极度匮乏、穷困、无知的环境下,但并没有真的和“文革”这段历史进行互动。反而《太阳照常升起》是将“文革”作为故事发生的内在机制,电影同样是在展现个体的命运,但更想对个体所处的历史环境有所言说。所以我们才会看到隐喻性的时间数字,以及暧昧的台词总是显得话中有话。1958年这个年份意味着什么?大跃进,超英赶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可以把它理解为美梦开始的地方。1976年呢?“文革”结束,美梦破灭了,不得不醒了。电影结尾伴着升起的太阳,周韵的台词是“他一笑天就亮了”,可在影片开头,疯妈在树上喊的是“天一亮他就笑了”。正是因为电影里充斥着很多类似的细节,如果你熟悉相关历史事件,肯定会觉得导演是有意为之的。这也导致很多人喜欢依据政治隐喻,用索隐法猜谜式地阐释姜文的电影,到《让子弹飞》(2012)时更加过分。

但我想提醒大家,这种阐释主要是让自己爽,这不是能不能证实或证伪的问题,而是在这种阐释面前你根本无法参与讨论,只能选择信或不信——因为它本质上其实是通过讲一个新的故事来替代对原有故事的解读与分析,尽管新的故事或许听起来也很有趣。特别插一句,请大家在写分析论文时杜绝这种路径。除此之外,原著小说凸显的时代特征是物质性的穷困以及知识、信息的匮乏,但在电影中几乎感受不到这一点,因为电影里面没有人为生计发愁,无论是A部分疯妈母子的日常生活,还是C部分唐老师带着孩子们在山里打猎,反倒像是对“文革”的一种浪漫化表达。他们的问题或痛苦其实与贫穷、无知没有关系,而是受到一种普遍的压抑——性的压抑、意识形态的压抑。

第二,叙事结构变了。小说《天鹅绒》的故事对应电影的A部分与C部分,B部分和D部分是改编后插入的内容。小说中偶发议论的叙述者在电影中被删去了,而整个电影用倒叙的方式讲述,因为按照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排列应该是D→A→B→C。在电影的C部分,也就是“天鹅绒事件”时,有的同学可能感到很诧异:疯妈不是早就投河了吗?怎么好像又重复了一遍。虽然A部分和C部分在叙述上是衔接在一起的,但电影并没有按照前后相继的方式呈现,而是转回到了疯妈投河之前,小队长李东方前去迎接唐雨林夫妇的时段,等于说是换了一个视角,从唐雨林等人的角度见证了疯妈投河这一事件。这种不同视角下的重复叙述我们之前讲《一个美国消防员的生活》时也提到过。所以大多时候我们感到混乱,是因为未能厘清叙述,无法合理化眼前的影像。

至于倒叙的手法,也并非只是形式上的设置——对这部电影的艺术表现力来说,倒叙是必需的。D部分的1958年拍得极致绚丽,因为这是梦开始的地方,有盛大的婚礼,开向天上的火车。在这里,幸福的人笑得灿烂,伤心的人哭得也真切,但作为观众的我们其实无法从心里认同这两者中的任何一方——因为我们早已通过A、B、C部分知晓了他们后来的命运,十八年后终究殊途同归。所以这部分越是华丽得令人惊叹,整个故事的基调反而也就越悲凉。你以为这是美梦的开始,殊不知这其实已是梦的全部;你以为大好的人生、无数的可能在前面等着你,但其实这一刻才是仅有的巅峰,此后就是持续下坠的过程。曾经自觉的主体,最终都活成了一种自欺,而当自欺不可延续时,悲剧就发生了。如果不采用倒叙的手法,就按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D→A→B→C来讲述,又会为故事带来什么样的效果呢?大家可以琢磨一下。

第三,故事的主角及关键台词变了。小说里李东方是绝对的主角,因为这是关于他实现成长、获得主体地位的故事。但电影里“天鹅绒事件”的主角换成了唐雨林,他和疯妈、梁老师一齐示范了自欺主体的困境;而李东方更像是说破了皇帝新装的那个孩子。其实电影中的李东方自始至终没有成长,完全是一个工具人角色:在D部分,他是那个象征着拥有无数可能却又被命运框定的新生命;在A部分,他是一个寻父的角色,执着于自己的身世,甚至无意中摧毁了母亲最后的城堡;而在C部分,他的寻父之旅和求真职能在天鹅绒这个对象上重合了,但即使他看到了、摸到了天鹅绒,却依旧什么都不懂。如果小说中李东方对天鹅绒的理解是经过思考后,自己为自己做的决定,那么电影中他对天鹅绒的理解就是一个求真/寻父的过程。

电影塑造的时代特征是压抑而非匮乏,真相恰恰在于不可得,也没法说,虽然它就摆在李东方眼前,但他理解不了——为了生活得以继续,所有人的自觉自主其实都是一种自欺。所以当电影中唐雨林有意放小队长一马的时候,后者却唰地一下拿出一面天鹅绒材质的旌旗——那是他专门去外地找到的,观众心里顿时凉了半截;然而他还不罢手,大声说出了所有人早已知晓却不想面对的真相——“可是你老婆的肚子根本不像天鹅绒。”大家或许觉得这孩子怎么自己找死,但是原著小说里李东方说出的话也是一种找死行为,两者有什么区别呢?“我想来想去,已经知道天鹅绒是什么样子了……跟姚妹妹的皮肤一样。”这句话也可以转换为“你老婆的肚子就像天鹅绒”。表面上看起来,不论是说像还是不像,都会被唐雨林一枪打死;但事实上正是因为电影和小说中的李东方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人才造成了这样的差异。小说中的李东方,虽然最终一无所得,却通过自己的决定,选择成为成熟、平等的主体,并愿为此承担人之为人的责任或说后果——他知道自己这样讲其实就是选择了死亡。李东方死在自家的菜地里,他说出那句找死台词的前一刻还在地里干活。而电影中的李东方,永远都是懵懂无知、长不大的孩子,不明白自己的父亲是谁,不明白为什么母亲有时发疯有时正常,也不明白唐雨林为什么认为自己老婆的肚子像天鹅绒,他甚至也不明白自己究竟是为什么而死的。人即使曾有过自觉自主的时刻,但要长期存在下去,面对时代的压抑、生活的打磨,还是需要一份自欺才行。欲望的对象是什么并无所谓,重要的是欲望的幻象,它为主体的存在提供了意义的担保。电影里李东方那句“不像”其实是碾碎了唐雨林得以苟且的最后尊严,也结束了自己作为工具人的使命。

到这里,我们已经可以明确小说原著和电影改编虽然有同样的情节和人物,但要表达的主题是不一样的,讲出来的完全是两个故事:一个是主体的自觉,一个是主体的自欺。令我困惑的是,很多人根本没经过这样的整理与分析,就断言电影改编更好,因为它看起来很丰富,把简单的情节变复杂了;或者坚持小说原著更妙,因为它蕴含较为深刻的思想内涵。这就是以感觉凌驾于阐释,如果只是打分、写个短评也就罢了,但放在论文里面充其量只是在说“我更喜欢小说”或“我更喜欢电影”。对一篇论文而言,你的喜欢或不喜欢并不重要,说清楚你为什么喜欢或不喜欢比较重要,让你喜欢或不喜欢的理由经得起推敲和论证非常重要。

最后,我们再聊一下电影中有关自欺的问题。疯妈、梁老师、唐雨林面临着一样的困境:既忘不了过去,也无法和现实彻底妥协,都以自己的方式编织着欲望的幻象,靠着自我欺骗维系最后仅存的主体性。一旦连这都无法做到,那么他们的结局只能是:消失、自戕、报仇。

疯妈真的疯了吗?在小说的叙述里是真的疯了,而且最后跳河自尽,是“死透了”。但看电影的时候,我们会感到一种强烈的暗示:疯妈只是在装疯卖傻。若以他人的角度去审视,真疯和假疯有什么不同吗?一个人会被判定为疯,是因为她的行为与所在的环境极不相符且格格不入到了过分的地步。阿廖沙、金鱼鞋、羊上树、树上的疯子、水中漂浮的草坪(只有她能乘上去),以及反复用温州话背的那两句诗“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森林里用石头垒起的白房子,这一切都和那个已经消失了的、曾经的爱人联系在一起。直到连白房子也被儿子李东方发现,再也没有为自己编织幻象的空间了,于是她突然正常了,紧接着就不见了。这里电影处理的方式就特别高明,水里整整齐齐地漂浮着衣服和鞋子,人却不见了,有点魔幻色彩。你见过什么样的投河自尽是这样的呢?事实上从之后唐雨林和李东方的对话中我们得知,疯妈自始至终没被找到,生死未卜,就这样凭空消失了。这就是疯妈不疯了的必然结局。

那梁老师为什么要在洗清冤屈后选择自杀呢?一般而言,不都是因为不能沉冤得雪,无奈之下才选择自杀吗?梁老师最常感慨的是什么?是“陌生”。他对这样的校园、现在的环境感到陌生。这样我们自然会问,那让他感到不陌生、曾经熟悉的环境是什么呢?在D部分那场欢快恣肆、荷尔蒙飞扬的婚礼现场,年轻的梁老师到处摸别人屁股开玩笑,最终被按在地上揍了一顿。有同学说这是性骚扰,但我要说明的是我们不能以现在的环境和视角去判定他的行为。况且我们并没有从中观察到猥琐和欺凌,因为他们的权力地位是平等的,大家的欢乐是发自肺腑而不受拘束的,至少比之后围绕摸屁股事件引发的狂热变态以及那些庄严的审查要正常吧。所以电影插入这个原著没有的部分,其实就是明白地告诉你,它要处理的故事核心已经改变了——从匮乏/自觉转向压抑/自欺。大家可能知道从弗洛伊德开始的性压抑假说,像性这种本质欲望其实是无法压抑的,越是压抑它就越会以扭曲的方式表达自己,并且终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回归,彻底爆发出来。所以梁老师为什么要自杀呢?有同学说是因为他觉得整件事是场荒谬的闹剧,说得不错。因为意识到这一切不值得,这样的生活连自欺下去的欲望都没有了,所以只有自杀一途。

唐雨林为什么最后又要开枪打死李东方呢?小说中的唐雨林被刻画成一个侠骨柔情的人,虽然被老婆戴了绿帽子,但我们似乎不会为此觉得他可怜或是为他感到抱歉。生活在重视男权脸面的东亚社会,他没法认同巴尔扎克有关夫妻之道的名言——“戴绿帽要趁早,晚戴不如早戴好。”唐雨林对李东方扣下扳机,按照我们之前的解释,是对另一个平等主体的承认,甚至是一种成全。但电影中的唐雨林着实是一个令人同情的角色,一个末路的侠客,或者干脆一点,是一个经历中年危机且无法走出的可悲男性。他与林大夫偷情,爱吹小号,枪法准,在一群山里的孩子中间称大王,让大家敬佩自己男子汉的霸气——对一个中年男人来说,还有比这更悲哀的处境吗?他似乎变着法子想向世界证明“我还行”“我还和以前一样”,但其实各方面意义上他早已无能为力了。尤其是对比D部分唐雨林曾经的意气风发、浪漫潇洒,那无与伦比的爱恋能让情人为他死心塌地、抛弃一切,我们不由得会在心里感叹:这个人的生活怎么就过成后来那个样子了呢?但可能也不是他的错,人无法选择自己的时代。当他在和李东方每次会面的狭路上将其一枪毙命时,我们反而会对唐雨林产生更多同情——他多么想继续苟且下去,回到自己的生活中,但这一次实在是骗不下去了。所以当工具人李东方戳破了他得以自欺的最后一个幻象时,他终于忍无可忍了,打死李东方是还击与报复,也意味着自己努力维持的生活迎来了终结。

从这个角度看,电影改编其实有点呼应了精神分析学家拉康的教诲。尽量不要冒犯他人的幻象空间,尽量去尊敬他人欲望的对象。这不是道德律令对我们的要求,而是因为说到底,人之为人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病态内核,我们就是靠它来组织、维系自身作为主体的幻象,这在他人眼里当然就是自欺。每一个活着的人都必须学会自欺。对拉康来说,欲望的本质就在于自身的缺失,即欲望不是某个特定的对象,也不是事物背后隐藏的真实;欲望就是不可获得、无法满足这一事实,由此欲望得以不断地自我增殖、循环运动,人也才能继续活下去。欲望在主体之内却又不属于主体,这个若即若离的距离非常重要——离欲望太远,主体无法建立起来;离欲望太近,主体会被真相烫伤,分崩离析。

大家会不会认为这部电影讲的是一个悲剧故事?或者说,它仅仅是一个悲剧吗?有同学说从内容上看就是一个令人悲伤的故事,但电影呈现出来的又不只是一个悲剧,感觉很微妙。所以读书、看电影时记得请抓住这种很微妙的感觉,然后努力去思考它、阐述它,也许就会有一个不错的研究问题浮现出来。为什么会觉得电影改编在悲与不悲之间有个微妙的转化呢?其实回到叙述的问题,如果按照实际发生的时间顺序拍出来,D→A→B→C,那无疑就是个悲剧。但电影的倒叙和插叙手法促使我们拨开时空的限制去重新解读、思考这个故事,就会绽放出一些新的力道。这不是说电影里面给了什么暗示或谜语来象征希望,完全没有,它通过1958年和1976年的强烈对比一再述说着希望的虚无、宿命的轮回。但是,纯粹的绝望、完全虚妄的希望又意味着什么?“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不好意思,我又在引用鲁迅了。如果你联想到鲁迅那个经典的命题——“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大概就能领悟到为什么能从悲剧的轮回中推出不悲的希望来。就像D部分里年轻的李杨氏和姚妹妹分别书写着幸福与不幸的爱情故事,可最终看来,幸福与不幸等同了;但倘若没有永远的幸福,岂不是也不会有纯粹的不幸?幸福与不幸之所以能够等同,就在于它们曾经确实是不同的东西。同理,电影结尾处各个主角正沉溺于梦想,拥抱着希望,但我们却会为此哀叹心碎,不是因为他们对自己接下来的命运一无所知,而是因为他们相信自己知道未来是美好的;反过来,如果我们由此就认定接下来只是一种重复和循环,岂不是犯了和他们一样自信的错误——自以为能够对命运、对未来掌握得一清二楚吗?想想鲁迅在《呐喊·自序》里是怎么说的?“……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我之必无的证明”永远无法驳倒“他之所谓可有”。

这是不是一种辩证法的自我安慰?也许是。但辩证法的狡诈之处就在于它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即使不用辩证思维,把反讽推向极致,适用于自己,其实也能得出类似的结论。我个人并不排斥辩证法,我厌恶的是很多讲辩证法的人言行不一,不能一以贯之地把这套东西运用于作为主体的自身,反而是用作话术一般去欺骗、愚弄处于弱势的他者。这类人嘴里讲的希望或绝望根本没有一听的价值,因为他们自己都不会认真对待。

有同学问,如果从一个较长的时段去看这一切,是否仍旧是一个悲剧的轮回。这个问题好玩的地方在于,正因为希望和绝望、不幸与幸福是等效的,你不知道、也无法确保这一点。何况我们都是生活在时代长河中的个体,看不见全貌,也不需要去看见全貌。“太阳照常升起”这句话由海明威改引自《圣经·传道书》,他把这句话用作了自己小说的书名。“太阳底下并无新事”,同样出自《圣经·传道书》,“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但随后的书卷也还有一句与此针锋相对的格言——“每天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事实上,我们并不能预知照常升起的太阳,究竟是意喻一个旧的轮回还是一个新的开始;就像我们无法在事前判定,主体的这次决定到底是自觉还是自欺。就算感到没有希望,但至少可以不那么绝望,毕竟太阳照常升起,生活还得继续。

参考文献及相关电影

·李欧梵:《导论:改编的艺术》,载《文学改编电影》(香港:三联书店有限公司,2010),第14—45页。

·叶弥:《天鹅绒》,载《中国好小说:叶弥》(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6),第168—184页。

·André Bazin, “In Defense of Mixed Cinema,” in What is Cinema? Vol.1. Translated by Hugh Gray (Berkeley, Los Angeles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53-75.

·G. W. F. Hegel, “Self-Consciousness,” in The Phenomenology of Spirit. Translated by A. V. Mill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104-138.

·Jacques Lacan, “The Mirror Stage as Formative of the Function of the I as Revealed in Psychoanalytic Experience,” in Ecrits. Translated by Bruce Fink (New York, 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 2006), 75-81.

·《太阳照常升起》(The Sun Also Rises),导演:姜文,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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