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开篇讲述了一个很贫穷的乡下女人李杨氏,因为丢了两斤猪肉而疯了。时间设定在1967年,“文革”已经开始。但这篇小说中的时间地点并没有什么特别含义,只要知道故事是在一个极度封闭、贫穷的环境中发生的就可以了。紧接着叙述者插入,讲述了疯女人三年后跳河自杀,她的儿子李东方和从城里下放来的唐雨林的老婆通奸,最终被唐雨林一枪击毙。在简单刻画了唐雨林和他老婆姚妹妹的性格特征后,叙述者隐去,回到了1969年的乡下农村,唐雨林、姚妹妹和李东方在这里相遇。唐雨林发现了小队长李东方和自己的老婆通奸,从两人偷情的对话中得知,没见过世面的小队长不知道什么是天鹅绒。于是唐雨林决定让他死个明白。在试图让李东方明白什么是天鹅绒的过程中,唐雨林似乎有意拖延,想找借口放李东方一马。但这时李东方却说出了小说中最坚决、最鲜明的一句话:“你不必去找了,我想来想去,已经知道天鹅绒是什么样子了……跟姚妹妹的皮肤一样。”这无疑是给了唐雨林开枪的机会,李东方自己选择了死亡。最后有一段叙述者的评论,提到英国的查尔斯王子于1999年和情人卡米拉通电话时,说“我恨不得做你的卫生棉条”。叙述者将这两件事同等地并置在一起,最终得出结论:“于是我们思想了,于是我们对生命一视同仁。”
有同学不明白最后为什么要加上查尔斯王子那一段内容。我的理解是,查尔斯王子的这句话是一句荤段子式的情话。他当然不可能成为棉条,甚至可能不了解棉条——至少不会像他的情人一样拥有关于卫生棉条的体验。但在他的想象中,他认为自己明白做情人的卫生棉条是什么意思,于是他发出了这样的告白。同样,李东方至死不明白天鹅绒是何物,只隐约地理解到是一种布料;但他做出了决定,在他的想象里,他已经知道天鹅绒是什么了,就跟姚妹妹的皮肤一样——这既是对情人的告白,也是对自己的认可。从他者的视角看,李东方说自己知道了什么是天鹅绒,他真的知道了吗?如果就“知道”的一般定义而言,那李东方肯定还是不知道或知道得并不充分——他没有获得有关天鹅绒的直接信息和实物的亲身体验。但从李东方自己的立场而言,是他“决定”让自己知道了,仅仅有这一决定就够了。这让他越过了年代环境、文化国籍、阶级地位、知识背景等条条框框,和查尔斯王子成了平等的主体,至于知道的内容是对是错已经无所谓了。
进一步讲,李东方不仅和查尔斯王子获得了平等的主体地位,也和唐雨林实现了生命的一视同仁。唐雨林是个侠骨柔肠的人,他要想杀李东方早就动手了。虽然李东方做了对不起他的事,他也必须为此做点什么,但他并不痛恨李东方本人,甚至对这个什么都不知道、一直待在穷困乡村的小队长有种悲悯。唐雨林怀有悲悯之情,从某种意义上你可以说他品德高尚,但换个角度来看,这也说明唐雨林和李东方的地位关系并不平等,李东方在唐雨林眼里始终是次一等的存在——尽管表面上李东方还是唐雨林的上司小队长。这就好像正常人不会去和比你弱的人计较,因为没法计较。隐含的权力地位是很重要的。比如同样是开玩笑,你开上级的玩笑叫讽刺,但你开下级的玩笑就是欺凌。作为一个合格的复仇对象,他不仅要伤害过你,还应该要比你强大,或至少是对等的存在,这样你的复仇才有意义。所以唐雨林这个角色从没变过,杀或不杀所遵循的逻辑是一致的:他最终抓住机会开枪杀了李东方,是因为他意识到眼前这个人和自己是对等的,对方拒绝了他的怜悯而选择和他站在同等的位置上。
结合以上两点,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李东方才是《天鹅绒》这篇小说的主角,这是他为自己争取到一视同仁的生命地位的故事,也是主体成长的别样叙事。我们看过的大多数成长小说,往往是主角要离开家乡、出外游历,从别处获得信息和经验,利用这些异己的东西对自身展开反思,最终和世界达成和解,得到他人的认可。而这篇小说妙就妙在设置了一个反成长小说的框架,李东方根本无法离开这个乡村去往外面的世界,尽管他对天鹅绒、虾仁烧卖充满了好奇与向往,但他至死都不会知道这些是什么。在这样物质匮乏、知识缺失的环境下,人怎么还可能成长呢?然而小说告诉你,这是可能的,因为人可以自我选择,哪怕选择只是一个形式。内容空洞的成长依然是成长,它迫使他人认可了自己,也为自己获得了生命的尊严。李东方对天鹅绒的理解是个人思想后做出的决定,凭着这样一个决定,他让自己从自在(In-itself)的主体进阶为自为(For-itself)的主体;他不再渴求他人编织的神话、提供的答案,而是自己将意义赋予了自身的生活;由于复仇只发生在对等的存在者身上,所以他自觉的死亡更像是一种被承认的代价。在小说里,他人只是提供了一种诱因,每个人自身的结局最终都是自我决定的。无论知道与否、杀或不杀,他们都是自觉而自为的主体。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李东方的疯母亲李杨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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