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9月底,由于他们变得更加团结一致,森林山庄的居民开始以消极的态度来对待外部世界。“等待奇迹发生吧,”他们说——他们期待已经破土动工的建筑会消失得无影无踪,而抗议最终会获得成功。与此同时,他们还想让大众知道那些掌握实权的人都是骗子。由于城市中的真实权力总是一种相互妥协的东西,所以当局提出的任何方案对该共同体而言都是肮脏的,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方案都是单方面的让步。该共同体希望得到完全符合他们心意的结果——他们所提出来的一切都是不可谈判的要求——而这种结果显然不可能出现。因此该共同体自然而然地反对各种权力工具,例如各种委员会、正式的听证会等,他们的目的在于破坏这些权力机制,希望向世人展示当局有多么假惺惺、多么虚伪。由于认为当局是错误的,所以该共同体不可能跟其扯上什么关系,否则它就会失去它自己存在的理由。森林山庄事件的悖谬之处在于,科层组织的低效将公屋计划搁置了很长的时间,而市政府的调解人马里奥·科莫在森林山庄的居民眼里是外来人,得不到他们的信任,最终却成为他们最有效的利益代言人。
为了维护共同体的团结而从政治的尔虞我诈退缩必定会不可避免地混淆团结和背叛之间的界线。在这个特殊的共同体中,反对一切妥协被当成不以犹太人身份为羞耻的表现。当时我曾多次在该社区散步,经常听到人们把反对就公屋计划作出任何妥协和为以色列奋斗混为一谈。而在各种会谈上,他们不断地试探彼此的立场是否坚定、情感是否牢固,如果有人倾向于作出让步,那就会被当成道德败类。实际上,由一群军人组成的“犹太人防卫队”在这些“妥协者”的商店橱窗上潦草地涂上“下不为例”的字迹——这几个字暗示着他们的心理:在他们看来,接受政府的解决方案无异于束手就擒地走进纳粹的死亡集中营。
这个美好祥和的社区给自己筑起围墙,将自己变成一个封闭居住区。从该社区居民的表现来看,他们仿佛遭受了天大的冤枉。这种共同体的冲突的实质和意识形态的冲突(例如我们探讨过的盖德和他的党人之间的冲突)的实质毫无相似之处。但是冲突的过程是相同的,所采取的立场逐渐变成一个僵化的、具有象征意义的集体自我。就拿不久之前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来说吧,20世纪60年代反对中等阶级的黑人社区运动最终也筑起了一道相同的围墙,每一个对斗争策略和长期计划有不同意见的派别慢慢地认为只有它自己才代表了“人民”的利益。局外人——包括其他黑人和白人——都被拒之门外。
共同体的人性代价
人类学家有个术语,可以用来指称这种地域性共同体的僵化。他们管它叫“伪物种形成”;他们用这个术语来指称如下的情况:某个原始部落认为他们是惟一的人类群体,他们才是真正的人类。其他部落较为低级,他们根本不是人。但如果我们用这个人类学框架来硬套现代共同体的形成过程,那么我们将会看不到该过程中某些重要的因素。此种偏执的增长并非过分的自豪、傲慢或者群体自信的产物。它是一个相当脆弱和自我怀疑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共同体只有通过不断地煽动其成员的情感才能存在。反过来说,这种集体的歇斯底里情感之所以出现,并不是由于人们在集体行动中释放出内心固有的破坏性力量,而是因为在现代的文化之中,如果没有某些外来的刺激和促生因素,真实的社会关系显得十分不正常。
在一个社会空间已经被原子化的社会中,人们总是担心他们会和其他人隔绝。而这种文化提供给人们用来“联系”其他人的材料是一些不固定的情感符号。因为这些符号本质上是变化不定的,所以人们在使用它们的同时也将不得不总是测试它们的效用。你对共同体有多少感觉呢?人们将会不得不把真实的情感等同于极端的情感。在理性时代,人们毫无顾忌地展示自己的情感,同样的情感展示在现代的戏院或者酒吧中会被认为是令人尴尬的。然而当时在戏院中哭泣这种行为具有其自身的意义,和哭泣者的身份无关。然而在现代的兄弟群体中,只有通过情感体验,你才能表明你是什么人,以及谁是你的兄弟。如今情感的戏剧性展示变成了让人觉得你是“来真的”的标志,同样,也只有通过让自己体验到极端的情感,你才能够让自己相信你是“来真的”。
城市规划者往往并不打算让城市整体的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重新焕发生机,而试图在城市中建设一个区域性的共同体;实际上,他们这种行为会带来一些意料不到的后果,让我们来总结一下。
为了集体团结而进行的奋斗起到稳定社会的政治结构的作用,人们无须相信“无处不在的阴谋”也能认识到这一点。卡里斯玛式体验使人们不再关注这些政治结构,同样,人们在为了建立一个共同体而奋斗的时候也往往忽略了这些结构。这种相互摧残的“狂飙运动”维护了社会系统。在这里,我们很容易认为社会中的个人激情可能会导致社会的失序。实际情况恰好相反;人们越是投入到这些共同体情感中去,社会秩序的各种基本机构就越是安然无恙。为了形成一个共同体而奋斗的人们变得越来越在乎彼此的情感,越来越不想去试图理解——更别提挑战——那些如此欢迎“本地参与”的权力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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