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莫在9月14日记录了一条诡计是如何展开的。有个社区团体派人给市长传话,该团体愿意接受一份折衷方案,前提是市长本人先行接受;该团体随后又秘密地和市长所在的委员会的其他成员接触,让他们投票反对那份折衷方案。这样一来,市长就会受骗支持一份没有其他人支持的方案;他将会显得孤立和极端;他将会被羞辱。科莫得出结论:“这是一场典型的骗局,但几乎所有主动参与政治游戏的人好像都认为这种策略就算不是必需的,也是可以允许的。”科莫接着又反省了他刚刚说的话:“这一类诡计让人觉得没意思,但是如果人们认为还有其他方法,那未免也太天真了。”
如果这场政治游戏仅仅是诡计和骗局,那么旁观者可能会认为科莫这个事实调查员是时候抛弃他的轻信了。诡计和骗局是政治军械库中的经典武器。实际上,政治科学家隆·诺顿提出的一种当代城市结构理论认为,如果没有这些游戏,那么城市的组织架构将会四分五裂。在“作为游戏生态学的区域性共同体”一文中,隆·诺顿写道:“各种游戏和它们的玩家各自的追求产生了整体性的后果;地域性系统(指城市)得到了养分和秩序。”隆·顿诺这句话并不是想说像伯尔巴赫之流的玩家清楚他们的诡计能带来好处;正如霍布斯曾经指出的,自我利益使人们看不到位于个人欲望之外的东西。隆·诺顿的游戏生态理论想说的是,这些常见的计谋给城市带来了权力平衡。在他看来,城市是一种由冲突产生的平衡状态;他的城市观念和洛克对社会整体的看法相似。隆·诺顿说:“在特定的地区之内,城市的居民是理性的,追求这些地区的目标,从而完成了社会性的功能目标。”
此类理论试图定义共同体在其本身和外部权力的关系中的角色扮演。共同体到底采取什么样的道德姿态、是否继续戴着拒不妥协的面具等,都取决于它在外部世界中的目标得到完成的程度。然而,现代共同体角色的特殊之处在于,这些姿态和面具本来仅仅是通向权力的手段,现在却变成了目标本身。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现代社会通行的对人格的定义使得人们认为表象就是绝对实在。如果一群人为了某些政治目标走到一起,为他们自己打造出共同的姿态,并且开始以这种共同的表象作为行动基础,那么慢慢地,他们就会以为这种姿态是真实的,不肯改变它,并且为它辩护。这种姿态将会变成他们的身份的真正定义,而不是成为他们在权力游戏中所占据的位置。对于没有权力的群体来说,要挑战一个像纽约市政府这样的权力机构,一开始可供他们使用的面具是道德的面具。当然,我们不能因此就认为这些道德控诉是虚伪的;这不是关键所在。大多数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战斗的共同体群体用来作为使他们本身合法化的方式的道德愤怒都是真实的。但实际的情况是,统治现代社会的信念系统会慢慢地诱导他们认为这种愤怒是如此珍贵以至于它永远不能够被压制或者被真实行动所平息,因为它已经变成了他们的集体身份的定义。在这个意义上,政治学被心理学所取代了。
这种现象有很多其他名称——比如演讲术统治、意识形态愚弄——人们用它们来批评那些群体意在使自身合法化的要求。但在这个过程中,应该受到批评的不是那些政治要求,而是人格的文化定义用来控制一个顽固的群体并且慢慢地让该群体相信它本身是一种情感的集体性的方式。当这一切发生之后,人们将会对外部世界摆出一张表情生硬的脸,而共同体内部则会开始一次越来越具有破坏性的过程。
在森林山庄事件中,这种变化花了三个月的时间。那年9月中旬,用记录者的话来说,人们开始“相信他们早先假装相信的想法”。不同于德雷福斯事件的是,在这次变化中,并没有某件事或者某几件事充当了催化剂。共同表达愤怒的体验在不知不觉间使越来越多的人把这种情感展示视为彼此之间的某种交流。共同表达愤怒在该共同体内部变成了一种交谈的方式,如果有人没有表示出愤怒,那么他就会遭到怀疑。
那年6月13日,高登夫妇和斯特恩夫妇来找科莫,科莫因而见到了这种情况的预演。高登是个退休的中学教师,他来的时候带着一本写得满满的笔记。“他本想在讲话的时候表现出冷静的职业素养,但没隔多久他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恐惧,最后声嘶力竭地对我尖叫起来。”科莫在记录中写道:“他完全容不得别人反驳他,如果有人提出和他的立场矛盾的问题,他就会觉得这些问题是‘恶毒的’……他最后那句话越嚷越大声:‘我的老婆将会被袭击和强奸,而你居然还要求我理智一点……’”
6月间,他还见识到了同样能够表达这些情感的关于种族的言语。6月19日那天,该社区派了一群妇女代表来找科莫。她们开始只是单调地谈论一个常见的主题:人们“如果没有努力工作,就不应该得到‘高档的公寓’”。但她们接下来的争论则更加令人震惊。她们对科莫说,她们“被一个反对犹太人的市长所陷害”;科洛娜区的意大利人阻挡了黑人,这让她们很生气。她们又产生了犹太人是社会的受难者的感觉。
犹太人的偏执狂?种族隔离?关键要看这两个词组到底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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