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荫补中的另一类情况如千牛、斋郎等也同样值得注意。前已提及,胡浩荫补千牛。此外,北周于谨的七世孙于
“始以荫补千牛”,左仆射苏瓌之孙苏震十余岁“以荫补千牛”,太原尹韦湊的曾孙韦
“少以门荫补千牛备身”,黄门侍郎韦挺之曾孙韦武“年十一,荫补右千牛” [33] 。千牛、右千牛和千牛备身是怎么回事呢?唐制,千牛备身、备身左右是指十六卫中负责侍卫和供御兵仗的左右千牛卫。《唐六典》卷5《兵部》记“凡千牛备身、备身左右及太子千牛皆取三品以上职事官子孙、四品清官子”为之。经过一段时间,这些品子便送兵部,有文才者送吏部录用。唐人欧阳詹曰:“公侯子孙、卿大夫子弟能力役供给者曰千牛、进马、三卫、斋郎,限以年月,终亦试之。” [34] 由此可见,千牛、右千牛、千牛备身乃是官员的候补成员。
斋郎与千牛情况相类似,《千唐室志斋藏石》所收宋州炀山县令郑纪墓志铭,其父正为扬州江都县主簿,他“以荫补太庙斋郎”。斋郎是皇帝致祭宗庙、郊社的办事人,分为太庙斋郎、郊社斋郎。《唐会要》卷59记载礼部简试,“太庙斋郎,准开元六年(718年)九月勅,取五品以上子孙、六品清资常参官子补充。郊社斋郎,用祖荫官阶,并须五品以上,用父荫,须六品以上常参官”。郑纪父亲只是九品官也可用荫斋郎,说明实际执行时很有随意伸缩性。《新唐书》卷45记斋郎“读两经粗通,限年十五以上,二十以下”,按规定要通过考试。然而,开元十一年(723年)南郊赦,开元廿三年籍田赦,都宣布“斋郎并放出身” [35] ,开元二十年《后土赦书》更说,“斋郎既是见任官,准坛上坛下有职掌官吏处分” [36] 。斋郎的官员身份非常清楚。可以说,由礼部负责的太庙斋郎、郊社斋郎乃是文资,兵部负责的千牛备身、太子千牛则是武资,同是荫补的对象。五代后唐时,尚书礼部员外郎和凝上奏,提出了简试斋郎的许多具体情况,建议限制每年荫补人数 [37] 。由后周兵部尚书的奏疏,可知当时荫补千牛、进马仍在按后晋时的编敕及堂帖实施 [38] 。可见,唐五代时斋郎与千牛荫补人数很不少。
唐初,裴行俭“以门荫补弘文生”。武周时,宰相房融之子房琯“少好学,以门荫补弘文生” [39] 。弘文生是朝廷所特设弘文馆的学生,它和另一个称为崇文馆的机构都是招收贵胄子弟。《新唐书》卷44,记载弘文、崇文馆选收学生的条件:“皇缌麻以上亲、皇太后、皇后大功已上亲,宰相及散官一品,功臣食实封者,京官职事从三品、中书黄门侍郎之子为之。”非常明显,乃是收录皇亲和三、四品以上的高贵官僚的子弟。由于这些人的生活条件非常优越,他们根本不求上进。早在唐高宗时,吏部侍郎魏玄同已经指出:“今贵戚子弟,例早求官,髫龄之年,已腰银艾,或童
之岁,已袭朱紫。弘文、崇文之生,千牛、辇脚之类,课试既浅,艺能亦薄,而门阀有素,资望自高……少仕则废学,轻试则无才。” [40] 它说明作为贵胄子弟入官途径的弘文、崇文馆并不能真正培养人才。官方规定:“其弘(文)崇(文)生,虽同明经进士,以其资荫全高,试亦不拘常例。” [41] 其所以不拘常例就在于学生们的资荫全高,不凭真本领应试而享受特殊优待。玄宗开元廿六年(738年)勅称:“弘文、崇文生,缘是贵胄子孙,多有不专经业,便与及第。” [42] 学生不熟悉儒家经典照样录用,正是不拘常例的具体表现。诏敕要求“依令考试”,不过是为了装潢门面而已。为了维护贵族官僚们的既得利益,代宗广德元年(763年)勅,依旧强调两馆学生“皆以资荫补充” [43] 。两馆既是入仕捷径,便出现如《唐会要》卷77德宗贞元四年(788年)敕所云应补两馆学生,“员阙至少,请补者多”。“已补者自然登第”,所以人们争相挤入。朝廷为此确定一个候补原则,“先补皇缌麻已上亲及次宰辅子孙,仍于同类之内,所用荫先尽门地清华、履历要近者,其余据官荫高下类例处分”。如此按身份高低进行候补,乃是为了缓和内部矛盾。直至唐文宗时,仍然采取“官阶至品,便许用荫与子孙补两馆出身”。由此可见,弘文、崇文两馆始终是唐代高官子弟入仕文官所要经历的重要门限。不过,到了中晚唐时期,随着宦官控制的军人势力膨胀,神策大将军也和金吾大将军同样可以荫补两馆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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