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今甘肃省黄河以西,特别是乌鞘岭以西,有一条位于龙首山、合黎山、北山和阿尔金山、南山(祁连山)之间的狭长地带,世称河西走廊。它是汉唐间西域与内地进行往来的交通孔道,本文要讨论的是在汉唐间,它由游牧经济经历艰难曲折,转变为重要的农牧生产基地。
河西走廊地区在西汉政府力量进入以前,长期是西戎和月氏、乌孙、匈奴等族人生活栖息的场所。战国、秦汉时,雄踞漠北的匈奴,“随畜牧而转移……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 [1] 。力量强大,受其威胁的秦、赵、燕诸国,只好筑长城以资防守。随着匈奴势力的西渐,“随畜移徙,与匈奴同俗,控弦者可一二十万”,“居敦煌、祁连间”的大月氏被匈奴单于打败,大众远徙,“其余小众不能去者保南山羌,号小月氏” [2] 。乌孙也是“随畜逐水草,与匈奴同俗”。《后汉书·西羌传》云:“汉兴。匈奴冒顿兵强,破东胡,走月氏,威震百蛮,臣服诸羌。”匈奴顺利进据河西,并迅速控制了西域。
后世地志综述了河西在汉朝前后的政治形势:肃州(酒泉),“古西戎地,六国时,月氏居焉。后为匈奴所逐,奔逃西徙,匈奴得其地,使休屠、昆邪王分守之。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昆邪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来降,以其地为武威、酒泉郡,以隔绝胡与羌通之路”。《史记》卷123《大宛传》因云:“浑邪王率其民降汉,而金城河西并南山至盐泽空无匈奴。”凉州(武威),“自六国至秦,戎狄及月氏居焉。后匈奴破月氏……月氏乃远过大宛,西击大夏而臣之。匈奴使休屠王及浑邪王居其地,汉武帝之讨北边……得其地,遂置张掖、酒泉、敦煌、武威四郡,昭帝又置金城郡,谓之河西五郡”。甘州(张掖),“自六国至秦,戎狄月氏居焉。汉初为匈奴右地。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乃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断匈奴之右臂” [3] 。沙州(敦煌),“西戎所居,古流沙之地……其后子孙为羌戎代有其地……按‘十三州志’云:瓜州之戎为月氏所逐。秦并六国,筑长城,西不过临洮,则秦未有此地,汉武帝后元六年(?)分酒泉之地置敦煌郡,徙郡人以实之” [4] 。这些简略记述表明,河西原为月氏、乌孙人居地,受匈奴逼迫而西迁。汉武帝时,几次发兵打击匈奴,霍去病领兵,“济居延(水),遂臻小月氏,攻祁连山,扬武乎
得(张掖),得单于……及相国、都尉以众降下者二千五百人” [5] 。打败了匈奴,汉朝在河西分设四郡,有如汉明帝时耿秉所言,“孝武既得河西四郡及居延、朔方,虏失其肥饶畜兵之地,羌胡分离” [6] 。汉政府在政治上取得成功。有关四郡设置年限,《汉书·武帝纪》和《地理志》的系年互异,众多学者如张维华、劳干、严耕望、陈梦家、黄文弼、周振鹤、日比野大夫等人已分别做了不少考辨,意见虽互有异同,大都认为《地理志》系年误。大致说,张掖、敦煌、酒泉三郡是武帝时建制,武威郡很可能迟至宣帝时才设置。经过汉军对匈奴的一再打击,诚如《霍去病传》所云,“转战六日,过焉支山千有余里”,旋越居延,过小月氏,至祁连山,杀死及俘虏共三万余人。唐初《括地志》云:“焉支山,一名删丹山,在甘州删丹县东南五十里。”《西河旧事》云:“山东西二百余里,南北百里,有松柏五木,美水草,冬温夏凉,宜畜牧,匈奴失二山,乃歌云: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 [7] 由此可见,匈奴占领河西时,以祁连山为主体的高山草甸草原是良好天然特牧场,汉武帝时,新野人暴利长在敦煌渥洼水一带屯田,“数于此水旁见群野马中有奇者,与凡马异,来饮此水……后马玩习,久之,代土人持勒靽收得其马,献之”(《汉书》卷6《武帝纪》元鼎四年师古注引李斐语)。说明汉征服河西后,河西敦煌等地仍有大量野马存在。西戎、月氏、乌孙、匈奴,在河西长期盛行游牧,有否农作,则未见诸史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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