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日是人们庆贺的日子,它有一定的群众基础。诞节只是众多节日中的一种,每个人都各有诞日,但在何时开始庆贺生辰,我未见有明确记载。宋人赵彦卫《云麓漫钞》卷1云:“魏晋以前,不为生日。”人们庆贺生辰既要有观念上的认识,还要有经济上的实力。上层统治阶级掌握政权声势赫赫,不少臣僚会利用诞日阿谀逢,迎推波助澜,逐渐形成诞节。本文重点对唐五代的诞节作些考察。另外,鉴于唐人广泛信仰佛教和道教,唐政府还分别为二教创始人建置了诞节,因而也就一并讨论。所言有误,敬请读者批评。
现代人祝贺生辰已是习以为常,但就我所知,从秦汉直至唐初未见聚会庆贺生辰,偶记诞日,如战国孟尝君田文、晋宋之际的王镇恶、隋唐之际的崔信明,都因为五月五日出生犯俗忌而为时所贱 [1] ,更谈不上庆贺了。贵为王侯与帝皇的汉高祖刘邦与燕王卢绾是同里同日出生,他俩一生并未有庆祝生辰。统治全国50余年的汉武帝刘彻一生也不见诞辰祝贺,自此经东汉以至魏晋六朝同样也不例外。唐朝颜真卿和王泾等人一再谈到古来帝皇并无降诞日为节假乃是言之中肯的 [2] 。
隋、唐之际,唐太宗不主张在自己生日时庆贺,为了怀念父母生育之恩,心情十分沉重。与此相仿,隋文帝为报其父母劬育之德,在生辰日下令全国为亡父母断屠一日。在隋以前,南朝梁元帝的生母健在时,在每逢诞日“常设斋讲” [3] 。这都证明自南朝以至唐初,帝皇诞辰并没有举行庆祝活动。
另一方面,也应注意唐太宗所说,“俗间以生日可为喜乐”。颜之推云,“江南风俗”在子女周岁时,“亲表聚集,致宴享焉”。此后每遇生辰,只要双亲健在,“尝有酒食之事”,有的父母已经谢世,仍“酣畅声乐”。唐人封演也说,“近代风俗,人子在膝下,每生日有酒食之会”,这都说明至迟自南朝后期以来庆贺生日,已开始成为民间习俗所尚,并很快为上层统治者所接受而加以发展。唐中宗神龙时,唐绍为太常博士,“四时及列帝诞日,遣使者诣陵如事生。绍以为非礼,引正谊固争” [4] 。既是祭死“如事生”,自可理解为活着时受庆贺。《唐会要》卷29记神龙二年(706年)四月诏,自今生日不得辄有进奉。联系到中宗在诞日于内殿宴群臣,君臣仿作柏梁体诗,它清楚表明,那是与汉武帝时的柏梁台联诗形同而实异,李峤、郑愔等人为中宗诞宴分别撰诗,“今日宜孙庆,还参祝寿篇”,“地逢芳节应,时睹圣人生”。由此可见,至是已对生辰有了认识和实践上的重大变化。“国朝以来,此日皆有宴会”那是并非偶然的。玄宗在没有建置诞节前,诞日“大置酒张乐,宴百僚于花萼楼下”,亦是很好的例证。
玄宗开元十七年(729年),宰相张说等人提议,“诞圣之辰也,焉可不以为节乎!……臣等不胜大愿,请以八月五日为千秋节” [5] 。玄宗下令:“朝野同欢是为美事,依卿来请,宜付所司。”北宋初,赞宁在《大宋僧史略》中最先指出,“生日为节名,自唐玄宗始也”,这是庆贺生辰日的重大转折。自此以后,宋人王钦若、赵升、叶梦得、洪迈、赵彦卫、吴曾……以迄清人顾炎武、钱大昕等等都一致认定生日置节祝寿是始于唐玄宗。至天宝七年(748年),再改千秋节为天长节。池田温先生在探讨日本宝龟年间(770—780年)设置天长节源流时,曾着重讨论了唐玄宗置诞节过程及其对日本的影响 [6] 。因此本文对千秋节与天长节不必再多叙述。这里,有必要着重指出,开元中,正是唐代的盛世,也是中国中古社会的重大转折关头。诞节的正式建立,正是增强王权凝集力的重要表现。下面拟将唐代的诞节作几点综合性说明。
第一,玄宗以后,唐五代帝皇除个别例外,生辰皆置诞节,玄宗的诞节,延续至德宗初废除,但至宪宗时,仍有人怀念它,其余诸诞节,通常在皇帝亡故后,便自行废置,新帝即位,另立节名,为简便计,列表如下:
第二,诞节照例铺张庆祝,例如玄宗诞日,“天下诸州咸令宴乐,休假三日,仍编为令” [7] 。群臣献寿酒,“王公戚里进金镜绶带,士庶以丝结承露囊更相遗问,村社做寿酒宴乐,名为赛白帝报田神”,然后坐饮,“朝野同乐” [8] 。张说颂为“何处无乡饮,何田不报神”。《新唐书》卷22记载了在诞日的各种具体乐舞等盛大庆祝活动。梁锽云:“日月生天久,年年庆一回。”张祜说:“八月平时花萼楼,万方同乐是千秋。”玄宗自诩,“风传率土庆,日表继天祥……处处祠田祖,年年宴杖乡”。为庆寿诞,四品以上官可获得金镜、珠囊、缣丝赏赐,五品以下官可得绢帛。有的丰收年,诞节日召京兆父老赐宴,“自朝及野,福庆同之,并皆坐食,食讫乐饮,兼赐少物,宴讫领取” [9] 。个别年岁诞日时,令“天下百姓租庸,并宜放半”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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