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及南朝以来江南户口的消长问题
国内有位研究隋唐史的学者在一本专著中写道:“唐朝……
江南地区以租庸调名义收税,不过是折征租布,与中原地区略有不同……唐朝在这里所征收的租调比南朝时要轻得多。因而江南 虽未均田 ,而按田制订出的租庸调制,在这里却可以实行。”又说:“隋朝……江淮地区, 虽未推行均田 ,但同样要负担赋役……唐朝江南地区人民 同样要负担租庸调,不过征收办法稍不同于他处……可见未行均田地区 的农民,同样要负担租调。”由此可见,这位学者公开认为:
(一)隋唐时,江淮以南地区没有推行均田令;
(二)唐代江南地区征收租调和均田令的实施与否无关,征税情况也和中原地区不同。
唐代江南地区果真没有实施均田制吗?我是不能苟同这种意见的。
唐代租调是计丁征课,为了便于收税,国家规定了严密的户籍制度,但要顺利地收到粮绢,纳税者需要有一定的田产,才能具备支付租调的能力。唐初实施的均田制,乃是地主阶级的土地政策,它不会损害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即使在华北设置军府多的地区,也没有按照法令授予人民足额的土地。其次,也应该看到,中央集权国家在当初确是默认了隋唐之际土地占有关系的现实状况,并主动将部分官地和荒地根据田令授予了少地无地的农民。因此,唐前期特别是唐初数十年的社会中,存在数量众多的自耕小农(均田民)。租调的征收顺利是和均田制的推行密切相关连的。否认江南实施了均田制,脱离社会生产关系的实际现状,仅从表面现象上比附南朝的赋役征收,不去考虑同一地区在不同时期内社会关系的具体变化,势必无法解释唐政府统一颁布的租调制度为什么在北方是与均田制的实施密切相关,而在江淮以南却成了独特的制度?说它的税收量小于南朝是由于田租折布征收,于是便能够在“没有实施”均田制的江南得以顺利推行,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固然,江南的折租布已在西北地区的考古中得到证实。这里,我们更应该注意的是江南征收了大量田租运送北方。《全唐文》卷200沈成福《议移睦州治所疏》:“建德等三县在州东者,官人百姓并请移州就建德,道里稍平,输纳租庸,沿江甚易。”这是说,唐高宗时,在今浙江省境内的租是征收粮食的。武则天执政时,睦州治所便确实移往建德了。当时,江淮以南每年要往北方运送大批粮食,官府也承认是“江左困转输”。《全唐文》卷211陈子昂《上军国机要事》:“江南、淮南诸州租船数千艘 已至巩洛,计有百余万斛,所司便勒往幽州,纳充军粮。”《旧唐书》卷5《高宗纪》,咸亨元年(670年),全国四十余州虫、旱灾,“百姓饥乏,关中尤甚,诏令任往诸州逐食,仍转江南租米 以赈给之”。同书卷8《玄宗纪》,开元十五年(727年),“河北饥,转江淮 之南租米百万石 以赈给之”。同书卷49《食货志》,开元十八年(730年),裴耀卿上言,“江南 户口稍广,仓库所资,唯出租庸 ……每州所送租 及庸调等,本州正、二月上道,至扬州……”史书记载唐前期租米北运的事不下二十处,说明江南租并不是一开始便折布交纳的。
开元中年以后,关中粮储充足,加以关中、河南地区连年丰收,西北沿边军镇屯田卓有成效,军粮有备。官府为了解决边防军对绢布的大量需要,也为了减少漕运粮食的麻烦,开元廿五年(737年),才规定江南诸州租折纳布。同年,还规定河北、河南不通水利诸州的田租也折绢交纳。官府需要的粮食,除了动用仓储而外,在丰收的关中地区,将庸调、赀课一律折收粟米。《通典》卷6和《新唐书》卷51《食货志》所说的就是这一事实。若是夸大了这一权宜规定,说唐前期在江南普遍推行了田租折布,那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即使在天宝计帐中,江南田租已折布征收,当时仍有不少江南租粮北运。天宝时,韦坚在一年内转运“山东”租谷四百万石,其中很大部分来自江淮。那时河北沿边的军粮供应也有不少来自江、浙一带的稻米。可见,唐前期江淮地区的租调征收,原则上与华北一致,税收的内容也相同。在江南征收稻谷与布,正如华北征纳粟与绢,乃是因地制宜,只有品种的不同,没有税收性质的差异。南方和北方所征收的租庸调都是和均田制的实施相适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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