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套平原与鄂尔多斯高原位于蒙古高原的南缘,地处阴山山脉以南,是整个蒙古高原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这里草原丰厚,原是匈奴人的良好牧地。
战国赵武灵王二十年(前306年),“西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献马”。榆中在唐代胜州北,即今鄂尔多斯地,秦灭六国,蒙恬领兵三十万逐胡出塞,“收河南,筑长城”。贾谊《过秦论》云:“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离,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 [1] 河南即内蒙古伊克昭盟所在,今鄂尔多斯市所辖,此地先后为匈奴、赵国和秦国所占有。秦占河南后,在黄河边设置边塞,并派蒙恬攻占了五原以北的高阙山,驱逐匈奴,迁徙一批犯罪的人去充实那里,还将黄河北岸的大批田地出假给贫民耕种,河套平原和鄂尔多斯地区由此正式开始有了农田种植的记录。但为时不久,蒙恬病故,“诸侯畔秦,中国扰乱,诸秦所徙谪戍边者皆复去” [2] 。在社会混乱期间,被谪徙的人乘机跑了,匈奴迅速夺回了河南地,继续在那里畜牧营生。
汉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年),卫青等出兵北伐匈奴,获牛羊百余万,再夺取河南地,“筑朔方,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而为固”。还把河南地区称为“新秦中”。武帝从陇西“北出萧关(宁夏固原东南),从数万骑,猎新秦中,以勒边兵而归。新秦中或千里无亭徼,于是诛北地(郡治今甘肃庆阳西北)太守以下,而令民得畜牧边县。官假马母,三岁而归,及息什一,以除告缗,用充仞新秦中” [3] ,说明新秦中等地在汉朝控制下,同样繁殖牧畜,朝廷实施优惠政策,支持在新秦中发展畜牧业,假以母马,为设亭徼,边民无警,便于人们安心牧畜生产。
那时候,主父偃向汉武帝建议说:“朔方地肥饶,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内省转输戍漕,广中国,灭胡之本也。”由此可知,秦朝在朔方进行的垦殖曾取得了良好成绩。武帝采纳他的建议,收回河南后,于其地置朔方郡和五原郡,“募民徙朔方十万口” [4] 。元狩三年(前120年),山东水灾,“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衣食皆仰给于县官,数岁,贷与产业”。东汉应劭、晋人臣瓒都针对“新秦”作出自己的解说,一致肯定秦逐匈奴得河南地,筑城郭,徙民充实,称之为“新秦”。应劭且说:“今俗名新富贵者为新秦,由是名也。”臣瓒云:“今(指汉代)以地空,故复徙民以实之。” [5] 正因为迁徙了大批关东贫民到达新秦中,既从事耕作,又大大充实了边防力量,国家由是减少了北边的戍卒。元狩五年(前118年),“徙天下奸猾吏民于边”。天汉元年(前110年)秋,“发谪戍屯五原” [6] ,先后迁徙去边地的民众安排在那里进行农作,使原来的牧地逐渐部分地向农耕区转化。
河南地区不仅徙民耕作,官府还组织了集中屯垦。武帝于“上郡(治今陕西榆林南),朔方(治内蒙古巴彦淖尔盟乌拉特前旗)、西河(治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西南)、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师古注云:“开田,始开屯田也。斥塞,广塞令却……以开田之官广塞之卒戍而田也。” [7] 《匈奴传》还说:“汉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甘肃永登西北),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稍蚕食,地接匈奴以北。”上述置田官的地域,有些已超越了“河南”地区,显示出汉朝对边境屯田的高度重视。1973年,在内蒙古伊克昭盟杭锦旗的汉城址中,出土了汉朝官印“西河农令(治今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南)” [8] 。《汉书》卷79《冯参传》和卷100《叙传》中一再记“上河农都尉”(治今银川市南),“农都尉者,典农事”。可见汉政府对西河地区的农垦非常重视。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属和林格尔还发现了东汉的牛耕壁画,绘有两牛挽犁、一人扶犁而耕的图像 [9] 。应是如实反映汉代内蒙古地区牛耕的景象。东汉顺帝时,尚书仆射虞诩疏称,《禹贡》雍州之域,“北阻山河,乘阸据险,因渠以溉,水舂河漕,用功省少,而军粮饶足,故孝武皇帝及光武筑朔方,开西河,置上郡,皆为此也” [10] 。“河南”地区曾做到了军食饶足,乃是屯垦的重大成果。《匈奴传》记汉元帝时,匈奴呼韩邪单于上书言民众困乏,“汉诏云中(呼和浩特市南)、五原郡(包头市)转谷二万斛以给焉”。这也反映出河套地区农作的发达兴旺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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