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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与边境诸族的互市贸易

我国大地上,长期居住着多种民族。自秦汉建立中央集权制的国家伊始,历代掌握中央政权的统治者都很重视调整国内的民族关系以维护稳定的政治局面。秦汉时,朝廷设置属邦典属国,分掌归顺的少数族人,任命夷蛮酋长以治其民,保存各族的社会结构及其政治制度,由是各族间的联系有所加强,来往也日趋密切。这一基本国策后世大体沿用。例如东晋南朝时,所在设置左州左郡、俚州俚郡便是类似的事例之一。

长期来,我国境内各民族之间除了若干短时期存在对抗和兵戎相见而外,各族人民之间始终存在相当密切的政治与经济往来。中原汉族政权与周边诸族互通有无的商贸联系也是早已存在。《唐六典》卷22《互市监》云:“汉魏已降,缘边郡国皆有互市,与夷狄交易,致其物产。”宋人由是认为:“互市之设,其怀柔羁縻之旨欤!爰自汉初,始建斯议,由是择走集之地,行关市之法,通彼货贿,敦其信义,历代遵守,斯亦和戎之一术也。”(《册府元龟》卷999《互市序》)这是认真总结了汉族政权与边境诸族的互市经验。实际上,在我国古代还存在有入主中原的少数族政权如苻秦、元魏和辽、金等国政权对江淮以南的汉人政权进行互市或设榷场的贸易。建都洛阳的元魏政权,“又于南垂立互市,以致南货”(《魏书》卷110)。这种互市很难使用上述解释,只能视为南北不同地区间的物资交流,是另一种形式的互市。甚至当后赵石勒占据河北,祖逖北伐,使黄河以南尽为晋土时,石勒致书祖逖,“求通互市,逖不报书,而听互市,收利十倍”(《晋书》卷62)。这类互市,史策所记也不少,但本文所要讨论的是属于前一种情况。

匈奴是汉朝北方最强大的劲敌,至迟自景帝时开始“通关市”。武帝时,匈奴“尚乐关市,嗜汉财物,汉亦尚关市不绝以中之”(《史记》卷110)。东汉章帝同意武威太守请求,允许北匈奴与汉吏民合市,由是,匈奴派人“驱牛、马万余头来与汉贾客交易”(《后汉书》卷89)。其后,鲜卑崛兴,“唯至互市,乃来靡服,苟欲中国珍货……计获事足,旋踵为害”。曹魏黄初三年(223年),轲比能等竞“驱牛、马七万余口交市” [1] 。到了北朝后期,突厥在塞外兴起,“始至塞上市缯絮,愿通中国”(《周书》卷50)。诸如此类的边市贸易,对于中原政权,有如《盐铁论》卷1《力耕》所云:“外国之物内流……异物内流则国用饶。”通过互市,内地的生活用品包括丝织品以及不少生产工具进入了边地,有利于促进少数族人的社会发展;而边疆诸族通过交市所提供的马、牛等牲口,也成为中原政权的战马与耕牛的重要来源,丰富和促进了中原内地社会经济的繁荣。

互市贸易需要和平环境,因此,中原政权如何处理好与边境诸族的关系乃是一个重大政治问题。唐朝建国,继承了历代重视和周边民族友好的优良传统,制定了比较开明的民族政策,绥怀弱者,抑制强横,使朝廷与各族之间长期保持相当密切和比较融洽的政治、经济联系。

唐代边境诸族的分布,东北有奚、契丹、靺鞨(渤海)等族,除契丹族在武周时数度侵扰并在五代初独立建国,创立契丹文字,制定法律,攻灭渤海,发展为“东自海,西至于流沙,北绝大漠”(《辽史》卷2)的强大辽政权与中原诸王朝兵戎角逐而外,东北边境长期比较平静。在北方,先后有突厥、薛延陀、铁勒、回纥诸族。北朝后期以来,突厥常威胁中原政府;唐太宗时,先后击败突厥与薛延陀,稳定了北方防务。回纥在突厥故地兴起,长期与唐朝和好,极少武装对抗。唐初,西突厥控制了西域诸国,扼制了唐朝与西域的交往,随着唐朝声威的远播与伊、西、庭诸州的设置,增强了西域与内地的联系。高宗出兵击败西突厥,促进了唐与西域的友好相处。在西南,吐蕃崛兴于隋、唐之际,攻灭吐谷浑后,向唐争夺西北地区。兴起于云南的南诏,也俟机进攻西川与安南,对唐屡和屡战。晚唐时,吐蕃、南诏相继转衰,西北、西南相对转入宁谧局面。西面的党项羌人虽已日趋强大,与唐五代政府大体仍是相安无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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