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是营州入安东道:它是贾躭所记通往四夷的第一条通路。由营州(辽宁朝阳)出发,经燕郡城(辽宁义县)渡辽水,至安东都护府。从安东西南至都里(旅顺口东南)海口,西至建安城(营口东南),南至鸭绿江北泊汋城(丹东市东北),又自都护府东北行,经蓋牟(抚顺东)、新城(沈阳东北)以至渤海王城(黑龙江宁安城),这是唐朝和奚、契丹、渤海间的重要通道。
其三,是登州海行入渤海道:它是贾躭所记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登州(山东蓬莱)出海,北渡乌湖海(黄洋川海面)至马石山(老铁山)东之都里镇,沿海岸东行,过青泥浦(大连),以至乌骨江(丹东);再自鸭绿江逆航至泊汋口,进入渤海国境,逆流而上至丸都(吉林集安),东北行至神州(吉林临江),再陆行至显州(吉林和龙),北行以至渤海王城(黑龙江宁安南)。这是渤海向唐贡献和派遣留学生的重要通路。
其四,是夏州塞外通大同云中道:它是贾躭所记通往边塞的另一条通道,从夏州(陕西白城子)北渡乌水(无定河上游),西北行至宥州(内蒙古鄂托克旗),经胡洛盐池、丰州(内蒙古五原),以至天德军(内蒙古乌拉特旗)。《新唐书》卷43上《地理志》所记此道的不少地名,今多为砂碛,难以一一辨明。唐朝的北方劲敌突厥、回纥都在此线上,唐朝在黄河岸筑有三受降城,设有天德、振武、横塞等军,先后设燕然、安北、单于都护府,成为北方军事据点。在唐代驿道上,驿使和商旅往来很盛。《元和郡县志》卷4云:“从天德军取夏州乘传奏事,四日余,便至京师(长安)。”
上述诸通道都在北方。唐和西南的吐蕃、南诏也有交往,交通路线史书缺乏专门记述。《旧唐书》卷196《吐蕃传》记唐蕃间历次交战以及不少和平交往,例由长安西北行,经陇西,自河湟青海以入吐蕃。双方使节往来,文成公主西去,乃至商旅经行,都必然要经行这一艰险的道路。
唐与南诏间至少存在南、北二道。《蛮书》卷1,云南境内途程,记“从石门外出鲁、望、昆州至云南,谓之北路;从黎州清溪关出邛部,过会通至云南,谓之南路”。两路都直通成都,“自西川成都府至云南蛮王府,州、县、馆、驿、江、岭、关、塞并里数,计二千七百二十里”。乃是唐诏间的主要通道。德宗贞元中,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凿清谿道以和群蛮,使道蜀入贡”(《新唐书》卷215上),也就是走这条重要的南路。
唐朝与周边诸族的互市是在上述相对和缓的民族政策感召下以及比较方便的交通条件下正式开展起来的。西北地区盛产大牲口,唐政府很注重通往北境诸族的通路,因而,《宋史》卷186称“隋唐通贸易于西北”,乃是准确反映了当时实际情况的。
(甲)与突厥互市。隋初打败突厥后,其可汗致函隋文帝,“此国所有羊马,都是皇帝畜生,彼有缯纟采,都是此物”。随后,“突厥部落大人相率遣使贡马万匹,羊二万口,驼、牛各五百头,寻遣使请缘边置市与中国贸易,诏许之”(《隋书》卷84)。双方以牲口与丝织品进行互市。
李渊父子起兵时,接受过突厥资助。唐初,突厥态度傲慢。其后,突厥为唐所打败,不少突厥人迁居幽州至灵州的北方沿边,入居长安的近万家。高宗时,将归降突厥处于丰(内蒙古五原)、胜(内蒙古托克托)、灵(宁夏灵武)、夏(陕西白城子)、朔(山西朔县)、代(山西代县)六州。武则天时,东突厥复兴,不断骚扰唐边境,又要求唐归还六州降户,给予谷种、丝帛、农器。唐送去谷种四万斛、杂丝五万段、农器三千事、铁四万斤。玄宗开元初,采纳姜晦建议,以空名告身向突厥换马,获得了不少良马。开元九年(721年),给毗伽可汗诏称:“国家旧与突厥和好之时,蕃、汉非常快活,甲兵休息,互市交通,国家买突厥马、羊,突厥将国家丝帛,彼此丰足,皆有便宜。”(《册府元龟》卷980)这种在和平环境下所开展的互市,双方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各得其所。开元中,唐与突厥议定以西受降城为互市场地,唐朝每年以缣帛几十万匹买突厥戎马,“以助军旅,且为监牧之种,由是国马益壮”(《唐会要》卷94)。天宝初,王忠嗣在朔方,“每至互市时,即高估马价以诱之,诸蕃闻之,竞来求市,来辄买之,故蕃马益少,而汉军益壮”(《旧唐书》卷103)。所称“诸蕃”,自然不限于突厥人,但以突厥人为主。《新唐书》卷50《兵志》云:“突厥款塞,玄宗厚抚之。岁许朔方军西受降城为互市,以金帛市马,于河东、朔方、陇右牧之,既杂胡种,马乃益壮。天宝后,诸军战马,动以万计……议谓秦汉以来,唐马最盛”。唐朝马匹多而好,是和互市获益密切相关的。
在西域的西突厥突骑施别种苏禄,玄宗妻以公主。苏禄每年遣使朝献,并派人以马千匹到安西与唐互市。杜暹在安西数年,绥抚壮士,夷夏安定。
(乙)与回纥互市。唐与边境诸族互市以回纥为最多,已有学者撰专文讨论 [3] 。这里只略言其梗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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