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
1岁 12月4日,出生于湖南宁乡世代农家,父母皆是文盲。
1937年
9岁 始入山顿湾小学读三年级。我年幼即随家父务农。入学时,识字很少。阿拉伯字也不识,加减乘除符号更不知。常受老师责怪。小学仅仅一个老师,只有国语、算术二门课。学生人数不多,都挤在一个房间上课。
1939年
11岁 进入离家约30里的宁乡县立第四高小住宿上学,翌年毕业。在进入高小以至初中、高中读书时,放假回家,仍照往常一样,参加农活。由此之故,我对南方水田农作和种植业,都粗有所知。而学习根底很差。
1941年
13岁 进入私立友仁中学(今宁乡六中)读初中,校址离家约70里的大成桥一所谢氏祠堂。一切吃喝洗漱用水,均取自同一池塘,生活条件极差。连仅有的一个篮球场,也是学生自己动手伐树挖土建成。1943年,我身患疥疮,全身痒痛,多处流脓,无医可治,只好休学一年,在家用草药敷治。1945年夏,初中毕业。
1945年
17岁 考取湖南省立一中,抗战期间,校址在安化县七星街一所旧祠堂内,旧楼连栏杆也没有,又无灯烛照明。一位男生夜间起床小解,竟坠楼而亡。“一失足成千古恨”。但该校有民主传统,我从那里读到了不少古代作家的爱国诗文,内心大受激励。
1946—1947年
18—19岁 1946年暑假,学校迁回长沙市小吴门外,距校址约300米外,便是飞机场,整天声音嘈杂。那时,教学条件艰苦,除数学、物理有教科书外,国语和英语,也都依靠临时刻蜡板油印的文章,史、地、生物、化学等都是老师口头讲,学生边听边记。学校分文、理科,我是文科班学生。自己仅有武昌亚新地学社出版的一本小地图,别无他书;我能背出内地诸省一千多个县名和重要山川名,很受地理教师文士员喜欢。化学老师郭德垂为人老实,教学很认真。每当飞机声响起,班内73个学生,绝大多数学生跑出去看热闹,大多老师遇此情况,也就停止了讲课,郭老师仍照常讲课,作实验。历史课老师口才尚好,但思想比较右倾,我不时通过作文加以评议。中山大学毕业的语文教师刘家传数次在我写的文末批注,君好议论,奉劝多读《东莱博议》和《读通鉴论》,增强说服力。由于校内民主空气浓厚,我居然看到了石印本《中国往何处去?》(即《新民主主义论》)、薛暮桥《政治经济学》等书,思想随之有所变化。1947年6月,长沙发生反内战、反饥饿、反压迫大游行。我情绪激昂,大呼口号,走在队伍前列。暑期收到学校通知,责令家长必须严加管制。事后得知,是教化学的郭老师以自己生命担保我不是共产党,得免开除。而他的儿子却被正式开除了(湖南解放后,其子在衡阳地委工作,很可惜,1957年,他是“右派”,被整死了)。
1948年
20岁 暑期毕业,赴武汉参加高考(因为长沙考点少)我分别报考了清华、北师大和浙江大学。仅参加前二校考试,后全身发热又畏冷,未能考浙大,便提前回家了。随后收到北平二校录取通知,令我经由长江出海,自天津至北平报到。那时,我疟疾未愈,电报请假无回音。病愈后,在家乡教小学。
1949年
21岁 长沙解放未久,我持录取通知书至省府,要求北上复学。王首道亲自接见,指出新旧社会不同,此已失效。劝我报考即将开考的湖南大学。不久,《新湖南报》刊登录取名单,史学系录取24名,我名列第5。由于经济困难,我回老家,在友仁初中任教。那时,教师奇缺,史、地、政治、国语课,我都教,还代他人教过化学和英语课。每周上课不少于30节,还当班主任和教研组长。年纪轻,精力充沛,教学颇受同学欢迎。
1952年
24岁 湖南益阳专署分管教育的官员找我谈话,调我去益阳市一中教高中。我胆怯不去。他果断地通知我,不可能再回原校教初中了。过了几天,通知我升大学。中南区内的大学任我自选。于是,我以调干生名义,进入武汉大学历史系读书。我的基础很差,听专家讲课,甚为费力。那时,全校学生一律学俄语,我中学的英语有一定基础,经系主任特批去外语系学英语。由于全班同学大多不愿学俄语,反映强烈,我身为班干部,要起示范带头作用。由是被迫回本系学俄语,当时考试成绩虽不错,可现在连俄语字母也多不认识了。
1953年
25岁 武大历史系教师很不齐备,本年应开出的宋辽金元史课,没有老师。我持系主任亲笔信去武昌湖北省图书馆请馆长方壮猷先生来教宋史。那时全校都没有开选修课,各系开课不多。课余,我常去偷听别系的某些课,这在当时是不允许的。有次在中文系偷听黄焯先生讲古汉语课,被他发现,硬是把我赶出了教室。
1954年
26岁 当年,武汉出现了百年未遇的洪水大灾。从6月下旬至10月下旬,全校停课抗洪,我是全身心投入。
1955年
27岁 这一年,我在校学生会工作。事多,会多。当年,开展对胡风的大批判,我受命监管班内几位持有异议的同学,但没有对他们施加任何压力。
195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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