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由司封员外郎所执掌的九等封爵,王爵最高为正一品,食邑一万户。县男最低,从五品,食邑五百户。食邑只是虚名,不过,高爵者仍享受若干特权。不少诏敕常有“自王公已下”云云,王公自是高爵,“至郡公有余爵听迥授子孙,其国公皆特封”。白居易的《悲哉行》,先描写儒者笔耕的艰辛,然后对比那些年少袭爵者,“声色狗马外,其余一无知”;“沉沉朱门宅,中有乳臭儿,状貌如妇人,光明膏粱肌,手不把书卷,身不擐戎衣,二十袭封爵,门承勋戚资……朝从博徒饮,暮有倡楼期” [5] 。《册府元龟》卷129列举不少唐五代的封王,说是“尊其爵礼”。袭爵的人除房、杜、王、魏的子孙而外,刘文静、高俭、窦诞、段志玄、刘政会、柴绍、郑元
、杨恭仁、程知节等人的儿子都袭爵国公,李安远之子袭爵郡公。宇文士及、苏定方子为县公。窦静儿袭爵县男。李靖打败薛延陀以功封一子县公,其后战败高丽,以功授一子郡公。唐文宗时,令狐楚为彭阳郡开国公,其子在宣宗时袭封彭阳男,那是依例降等。李大亮授公爵后,请廻授给他的朋友张弼。说明唐代的封爵既可世袭,又可迴授。上述袭爵事例,多在唐前期,中唐以后王爵很滥,已经不足为贵。这一情况,宋人洪迈《容斋续笔》卷5《银青阶》条,清人赵翼《陔余丛考》卷17《唐时王爵之滥》条都已作了充分说明。
唐初名相房玄龄、杜如晦的列传中都没有直接提到门荫。可是,玄龄三个儿子,遗直袭父爵,遗爱、遗则也都仕官。杜如晦二子,一个袭爵,另一个赐爵。王珪、魏徵是唐初著名谏臣,两人都参与修礼,各封一子为县男。临终时,魏徵子叔玉袭封国公,王珪子崇基袭爵郡公。唐人说,“房、杜、王、魏之子孙,虽及百代为清门,骏骨凤毛真可贵,岗头泽底何足论” [6] 。四人中除杜如晦外,很难认为是出身士族地主,说勋贵们的子孙超过卢氏、李氏尚无所谓,但夸赞他们是什么骏骨凤毛显然不符合实际,而其后代在唐朝受到尊重乃是事实。
唐太宗业已看出功臣子孙仅凭资荫以至大官,其实多无才能。贞观以后,局面并没有新的改变。《册府元龟》卷130总章元年(668年)三月诏,列举房、杜等三十四人“并立为第一等功臣,其家见在朝无五品已上官者,子孙及曾孙擢一人授五品官……”同书卷131肃宗至德二年(757年)十二月赦诏,德宗大历十四年(779年)六月赦诏,顺宗即位(805年)制,穆宗元和十五年(820年)二月赦诏,昭宗天祐元年(904年)大赦诏,都一再谈到唐初以来立功效节者的子孙要给予官爵。例如天宝十三年(754年)二月诏云:“武德功臣及贞观初宰辅等缅想忠义,感会风云,用集大勋,肇兴王业,其有子孙零落,冠冕陵夷,无任官守者,宜令所司勘责,依资与一人京官。唐初功臣绩参缔构,录劳念旧,每置于怀,普恩之外,宜放一子出身,如已有出身,所司依资与一官。”如此藉资任用,自然是资荫的体现。
唐代盛世,内外文武官吏共有三十七万人,其中官员只有一万八千。官员内部又在三品、五品和七品之间存在着重要界限。通常五品以上官由宰相任命,六品以下由吏部任用。可见,要做到品官并不容易。有人依据大量文献资料进行综合研究,由初入仕达到从五品的郎中平均要经历六任或七任,花十五年左右 [7] 。可是,段志玄、王毛仲、李靖、封常清、哥舒翰、仆固瑒、薛嵩、郭子仪、吴淑、段秀实、浑瑊、马燧、张克勤等人的儿孙不经仕宦一跃而为五品官,骆元光(李元谅)等人之子一开始便任六品官,路泌等人之子一任即为八品官。这些年青人在任官之前并无任何文武功劳,只是凭借父祖功勋一跃而为高级品官,类似事例为数不少,可列为门荫的又一类型。
外戚同样可以荫任,窦觎为睿宗昭成皇后族侄,“以亲荫释褐右卫率府兵曹参军” [8] 。德宗贞元中,沈翚因其姑睿真皇太后(代宗后)荫任为官。宪宗元和中,胡浩因其姑顺宗后庄宪皇太后荫补千牛 [9] 。德宗还明文规定:“驸马郡县主如实无子,准式养男,并不得用母荫。” [10] 说明公主所生孩子可以有荫,萧復便是玄宗女新昌公主所生,“以主荫为宫门郎” [11] 。从德宗诏敕看来,贞元以前,养男也可享用母荫。
《唐律疏议》卷25《诈伪律》载,“依式:周、隋官亦听成荫”。人所共知,“式”是唐代官方所常守之法,可见先朝官吏子孙用荫,是有明文规定的。唐朝有道判题,“范融曾祖在周为六部官,在隋居家不仕”,是否可用荫。邵炅撰写判词云:“翼子谋孙,虽庆流于后嗣,论官叙荫,须履降于前朝,必令许从高议,荫减未尽,断从依请,夫复何疑。” [12] 他主张周官子孙用荫应该就是依据唐式。事实上,被苏冕誉为“创业君臣,俱为贵族”中的几个人,如“裴矩、宇文士及,齐、隋驸马都尉” [13] ,在唐代并无大功,主要是以前代勋贵而出名。隋代河州刺史刘昇的儿子刘弘基“以父荫为右勋侍” [14] ,上柱国蒲山公李宽之子李密“以父荫为左亲侍” [15] ,光禄大夫裴仁基之子裴行俭在唐代“幼以门荫补弘文生” [16] 。荫及先朝官僚子孙不在于泽及前官,更是为了激励本朝文武百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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