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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的门荫

人们有了勋荫既可免课役,犯罪还可减免。《唐律疏议》卷3,“若犯除名者,谓出身以来官爵悉除,课役从本色者,无荫同庶人,有荫从荫例”。有了荫即已不同于庶民,课役可以得到豁免。朝廷面临重大困难时,也曾利用这一特点。肃宗初即位,为了筹款平叛,采纳侍御史郑叔清卖爵的建议,“应授职事官并勋阶号及赠官等有合荫子孙者,如户内兼荫丁中三人以上免课役者加一百千文,每加一丁中,累加三十文” [50] 。那是无异于以钱买荫。一旦有了荫,在合法免除课役之外,除非犯了谋反叛逆十恶大罪,其他诸罪都可以大大减免。《唐律疏议》卷2犯罪事发条《疏议》曰:

有荫犯罪,无荫事发。谓父祖有七品官时,子孙犯罪,父祖除名之后事发,亦得依七品子听赎。其父祖或五品以上,当时准荫得议请减。父祖除免之后事发,亦依议请减法。无荫犯罪,有荫事发。谓父祖无官时子孙犯罪,父祖得七品官事发听赎,若得五品官,子孙听减,得职事三品官听请,荫更高听议。此四等事,各得从宽,故云并从官荫之法。

所称赎、减、请、议,在唐律中有着具体明白的琐细规定,这里不作详尽介绍。简单说来,有荫之家特别是高官贵人之家纵使犯了罪,可以依法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正是由于犯罪允许荫赎,唐宋之际的不少士大夫子弟,也愿充当低级的胥吏以便为非作恶,直至宋仁宗时才下令,“吏胥受赇毋用荫” [51] 。

官荫的有无既在一定程度上关系着一家的盛衰荣辱,因此,唐太宗误杀蒋州刺史卢祖尚后,在追悔之余,“使复其官荫”。唐中宗在清除酷吏之后,下令“其枉被杀人,各令州县乡里以礼埋葬,还其官荫” [52] 。有了官荫,被杀诸人的后裔仍可合法享受恩荫条例。

门荫既存在于生前,也存在于身后。《唐律》卷2称“用荫者存亡同”;《疏议》曰:“亲虽死亡,皆同存日,故曰存亡同。”社会现实如此,反映在人们的意识上,白居易撰《乙请用父荫判》,肯定“官分正赠,荫别品阶……今则死卫国家,叙荫所宜同正”。他的意见很符合《唐会要》卷81所记赠官“死王事者,与正官同”的原则。有人除丧十年后,才申请袭爵,有司引格不许,白居易却认为“爵命未坠,嗣袭有期……所宜纂彼前修,相承以一子……若居家而有故,须待毕辞,方期析理” [53] 。在他看来,父祖身亡超过了十来年,仍有权申请荫庇。对于遗腹子要求厚荫,田义宠、张纯如、周彦之三个人所撰判文分别认为“敬省彝章,未可隔其遗诞”;“况乎血属详明,宜存必复之始”;“乙当承袭,理在不疑” [54] 。赵宋时的优荫制,自是渊源于唐朝。

恩荫之利如此之大,人们趋之若鹜,社会上像李怀远那样拒绝“假荫求官”实乃绝无仅有 [55] 。许多人想方设法假冒勋荫。唐太宗初年,已发现“诈伪资荫者”以图侥幸。 [56] 《唐律疏议》卷25《诈伪律》专门作出几条规定,对那些诈妄承取他人官荫而得官,或是伪写前代之印以求官者,都要判处徒刑。玄宗时,陶翰、李康成分别撰写《对假荫判》,代表了当时的一般社会舆论 [57] 。韩愈提议国子监生徒“许补人有冒荫者,请牒送法司科罪” [58] 。德宗诏称,弘崇两馆学生,“或假市门资,或变易昭穆,殊亏教化之本,但长浇漓之风。未补者务取阙员,已补者自然登第,用荫既已乖实,试艺又皆假人” [59] 。非常突出地反映出国子监和两馆学生冒荫的盛行。敬宗时,礼部上奏谈到斋郎“时或源流或异,支属全疏,罔冒门资,变易昭穆” [60] 。朝廷三令五申要戒绝冒荫,由于牵涉到不少人的切身利害,因此直至五代时还是依然如故。《旧五代史》卷32《唐庄宗纪》,记“假人荫绪,托形势论属安排参选,所司随例注官”。《册府元龟》卷154,记后唐明宗长兴二年(931年),礼部令史吴知己揩改应补名姓,另注他人的案件,事情败露后,朝廷为此惩罚了一批官员。这一切说明,只要社会上存在门荫,坐食百姓,也就必然有人冒险伪荫以求一逞。

对唐代门荫情况有了一些了解之后,不妨进一步追问,它是唐代所独有的呢,还是有其源流的呢?这个问题,历史上曾有过一些不同意见。

《文献通考》卷34马端临为《任子》条所写按语云:“任子法始于汉,而其法尤备于唐。汉唐列传中凡以门荫入仕者皆备言之,独魏晋南北史不言门荫之法,而列传中亦不言以门荫入仕之人。”对于他的意见,我认为应该分析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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