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河”在汉代颇负盛名,《货殖传》云:“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土地小狭,民人众。”人多地狭的三河,是指“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后人对三河虽有不同解说 [23] ,其差异在于河内与河北。殷都朝歌,今河南淇县,因位于黄河以北,乃有河内或河北的异称。《后汉书》卷67记魏朗为河内(河南武陟西南)郡守,刘祐为河东(山西夏县)郡守,都说是“政称三河长”,是知三河乃是经济发展、开拓很早的地区。
河内郡是汉代畿郡、名郡。位于太行山东南与黄河以北,是黄河、卫河的冲积平原,隆虑山一带地形险峻。邓禹说:“河内带河为固,户口殷实,北通上党,南迫洛阳。”两汉之际混乱期间,“魏郡、河内独不逢兵,而城邑完,仓廪实”。河内太守寇珣“伐淇园之竹,为矢百余万,养马二千匹,收租四百万斛,转以给军” [24] 。很可以概见河内所具有独特政治与经济地位。户口多,仓廪实。建初七年(82年)九月,章帝亲临河内视察秋收,显示当地农作很出色。
汉武帝时,河内郡守王温舒“令郡具私马五十疋为驿,自河内至长安” [25] 。由此可知,河内是当时养殖大牲畜(马)的良好场地。东汉寇珣在河内养马二千匹,表明河内确是农牧兼宜地。
袁宏《后汉纪》卷20载,质帝本初元年(146年)九月,朱穆奏云:“河内一郡尝调缣素、绮縠八万余匹,今乃十五万匹……皆出于民。”它揭示了河内大地桑蚕业发达,有大量丝织品可供外调。
《汉书·地理志》记河内郡林虑县(林州市)有铁官。《后汉书》卷67载桓帝时,夏馥“自翦须变形入林虑山中,隐匿姓名,为冶家佣……积二三年,人无知者”,此冶家很可能是私冶。河内有官、私冶铸为种植业提供大量生产用具自是很正常的。
顺帝时,崔瑗为河内郡汲县令,《后汉书》卷52云:“为人开稻田数百顷,视事七年,百姓歌之。”《崔氏家传》记其事更具体,“开沟造稻田,薄卤之地更为沃壤,民赖其利,长老歌之曰……穿渠广溉灌,决渠作甘雨” [26] 。他用大量淡水冲洗卤土,改卤地为稻田。西汉贾让所提治河三策中所提出改良卤地的方案,东汉崔瑗在汲郡付之实施,使稻田获得新进展。
虽然如此,河内农作仍很不稳定。《汉书》卷50记西汉时,汲黯已提及河内贫人万余家为水旱所苦。《后汉书》卷8记灵帝时,“河内人妇食夫,河南人夫食妇”。京畿地区的人间悲剧自是农村苦难加深的恶果。
元和三年(86年)二月,章帝发表告常山、魏郡、清河、巨鹿、平原、东平郡守、相书,谈到他经过魏郡、平原等地,出访常山,沿途见闻不少,“今肥田尚多,未有垦辟。其悉以赋贫民,给与粮种,务尽地力,勿令游手。所过县邑,听半入今年田租,以劝农夫之劳” [27] 。上列六郡除东平(山东汶上县)地处黄淮平原外,另外五郡都在海河平原,诸郡存在不少可耕垦殖的肥田,说明这里尚处于地广民稀状态。
上述章帝所制定的优惠政策实施以后,经过近百年劳动者的辛勤耕耘,《通典》卷1引桓帝时崔寔《政论》云:“今青、徐、兖、冀,人稠地狭,不足相供。而三辅左右及凉、幽州,内附近郡,皆土旷人稀,厥田宜稼,悉不垦发。”这里只就海河平原地区而言,冀州诸郡人多地狭,幽州是地广人稀。幽、冀地域的生产形势已与战国、秦汉之际大有差异。冀州的种植业在东汉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发展。汉末,董卓推举韩馥为冀州牧。那时,“冀州民人殷盛,兵粮优足,冀州于他州不为弱也”。其后,逢纪力主袁绍据有冀州,说是“今冀部强实”。颍川人荀谌对韩馥说:“冀州,天下之重资也。”沮授等人明白说:“冀州带甲百万,谷支十年。”“撮冀州之众,威陵河朔,名重天下。” [28] 冀州地位变得如此重要,就经济地位而言,是和它所在垦辟,种植业获得很大发展密切相关的。
总之,秦汉时期的海河平原地区克服了先秦时存在的列国纷立、各自为政的状态,在中央集权体制下,开垦了不少荒地,农业经济获得了稳定发展,奠定了此后一千余年间河北平原经济繁荣的良好基础。
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3年第2期
[1] 《战国策》卷29《燕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史记》卷69《苏秦传》作“车六百乘,粟支数年”,其余文字与《战国策》同。
[2] 陈应祺《燕下都第22号遗址发掘报告》,《考古》1965年第11期。石永土《战国时燕国农业生产的发展》,《农业考古》1985年第1期。
[3] 陈应祺《初论战国中山国农业发展状况》,《农业考古》1986年第2期。
[4] 《史记》卷81《廉蔺列传》;又卷43《赵世家》,又记“敬侯元年(前386年)……赵始都邯郸”。《汉书》卷28下《地理志》:“自赵夙后九世称侯,四世敬侯徙都邯郸,至曾孙武灵王称王,五世为秦所灭。”
[5] 《后汉书》卷74下《袁绍·刘表传赞》注引;又卷60下《蔡邕传》注引。
[6] 《汉书》卷76《王尊传》。
[7] 《汉书》卷58《公孙弘传》。
[8] 《汉书》卷51《路温舒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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