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之际,《后汉书》卷18《吴汉传》记南阳宛人吴汉“亡命至渔阳,资用乏,以贩马自业,往来燕、蓟间”。他对渔阳太守彭宠说:“渔阳、上谷突骑,天下所闻也。”与此同时,同书卷19《耿弇传》记耿弇对刘秀说,“发此两郡(渔阳、上谷)控弦万骑”,可轻易击败割据邯郸的王郎。凡此皆可概见冀北产马众多。同书卷8记灵帝光和四年(181年)“正月,初置
骥厩丞,领受郡国调马。豪右辜搉,马一匹至二百万”。朝廷征调全国各地马匹,自是优先从产地挑选,豪右们藉此垄断价格牟利,毫无例外包括河北产马区在内。
马以外,河北还盛产其他牲畜。涿郡高阳人王尊少孤,叔伯使他“牧羊泽中” [6] 。公孙弘年青时,“家贫,牧豕海上(渤海郡)” [7] 。钜鹿人路温舒,也曾牧羊泽中 [8] 。就是河北各地畜牧盛行的几例。
幽州的种植业,《禹贡》说它产稻,但史文未见有实例。《后汉书》卷31记建武中,张堪为渔阳太守,“于狐奴(北京顺义)开稻田八千余顷,助民耕种,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无附枝,麦穗两岐,张君为政,乐不可支。视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极为清楚地揭示,东汉初在北京地区种稻成功,而又种麦、植桑,双双取得了丰硕成果。
渔阳在西汉置有盐铁官,两汉之际,渔阳太守彭宠利用盐、铁贸易,收购粮食,囤积珠宝,进而积兵反汉。幽州牧朱浮上疏云:“今秋稼已熟,复为渔阳所掠。”诏书答称:“今度此反虏,势无久全……今军资未充,故须后麦耳。”秋稼与夏麦并举,秋稼当是指稻或粟。光武帝准备亲征彭宠,大司徒伏湛上疏说:“渔阳之地,逼接北狄……今所过县邑,尤为困乏,种麦之家多在城郭,闻官兵至,当已收之……渔阳已东,本备边塞,地接外虏,贡税微薄,安平之时,尚资内郡,现今荒耗,岂足先图。” [9] 幽州所产粮食颇难满足当地消费,直至汉末仍大体如此。同书卷73《刘虞传》记灵帝时,“幽部应接荒外,资费甚广,岁常割青、冀赋调二亿有余,以给足之”,便可揣测当地生产水平不高。
建武五年(29年),接受匈奴资助的彭宠被汉军彻底击败了。渔阳太守郭伋严惩凶狠奸猾的渠帅,整顿兵马,匈奴不敢入塞扰乱,“民得安业,在职五年,户口增倍”。社会安定了,生产得到了发展,张堪正是在这种社会环境下在渔阳发展稻、麦种植的。章帝时,李恂出使幽州,“慰抚北狄,所过皆图写山川、屯田、聚落百余卷,悉封奏上”,大受朝廷嘉奖 [10] 。由此看来,东汉在幽州置有屯田,藉以巩固边防,有助于推动当地生产发展。
汉灵帝以来,乌桓、鲜卑相继侵扰幽、冀、青、徐诸州。熹平六年(177年)秋,护乌桓校尉夏育疏称:“鲜卑寇边,自春以来,三十余发,请征幽州诸郡兵出塞击之。”建议未被采纳。不久,刘虞出任幽州牧,“虞到蓟,罢省屯兵,务广恩信。劝督农植(桑),开上谷(河北怀来)胡市之利,通渔阳(北京密云)盐铁之饶,民悦年登,谷石三十。青、徐士庶归虞者百余万口,皆收视温恤,为安立生业,流民皆忘其迁徙” [11] 。由此看来,幽州农业生产在汉末曾短暂颇有成就,容纳来自山东的新增流民百余万,其时粮价低廉,应是粮食增多的体现。
在权力争夺中,公孙瓒擒杀了刘虞,尽有幽州。不久,袁绍与刘虞余部协同作战,击败公孙瓒于鲍丘(潮河流经渔阳境),瓒退保易京(河北雄县),“开置屯田,稍得自支”,积谷达三百万斛。《太平御览》卷35《凶荒》引《英雄记》云:汉末,“幽州岁岁不登,人相食,有蝗、旱之灾,民人始知采稆,以桑椹为粮,谷一石,十万钱,公孙伯圭开置屯田,稍得自供给”。由此很可以看出,其时幽州大地生产很不稳定,粮食收入远非丰富。
涿郡(涿州市),汉初始置,两汉地志均未记当地产铁和设置铁官事。而《汉书》卷27《五行志》记武帝征和二年(前91年),涿郡铁官铸铁时出了事故,显示涿郡冶铁业颇有一定基础。《后汉书》卷4记永元十五年(102年)七月,“复置涿郡故安铁官”。是知东汉仍在涿郡继续冶铸。生产铁农具自是铁冶的重要任务之一。
涿郡太守严延年在汉宣帝时,果断地诛杀了当地大姓东、西高氏,清除了社会毒瘤,郡内由是相对安宁,有利社会生产正常进行。汉和帝时,中山王刘焉亡故,征发涿郡与钜鹿、常山等地的黄杨杂木为冢墓,从侧面反映出所在尚是杂树交错,垦植有限。《汉书·地理志》称,“上谷(怀来)至辽东(辽阳),地广民稀,数被胡寇”。它正是幽州境域政治和经济的现实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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