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山郡置于汉初,位于太行山东侧较高地带,治今河北元氏县。汉同姓诸侯赵国据有其地。七国之乱时,镇守邯郸的赵王遂败亡,其地乃为汉朝廷所有。邯郸在汉代仍保有先秦以来的重要地位 [18] ,郡所辖蒲吾县、都乡县均置有铁官。章帝元和元年(84年),鲁丕任赵相,任职六年,迁东郡(河南濮阳南)太守。“丕在二郡,为人修通溉灌,百姓殷富。”发展农田水利,自是促进生产发展。巨鹿郡(河北柏乡东北)民困增剧,纷纷逃荒。安帝时,樊准任太守,“课督农桑,广施方略,期年间,谷粟丰贱数十倍” [19] 。这些事例揭示海河平原西侧较高地域的农作,远比濒海低洼地域发达。
《地理志》记中山国为故国,地薄。纪、传等亦未见有中山的农业状况。《满城汉墓发掘报告》上、下册收有铁、斧、凿等生产工具,仍不见有铁犁。大概在西汉时,当地仍保持战国晚期遗风。中山以东的河间国,是故赵国地,西汉时为“国”或“郡”,东汉和帝永元二年(90年),分乐成(信都)、涿郡、渤海为河间国,以封河间王刘开,也未见当地有具体农作记载,在当时生产技术状况下,低洼易涝地实难开拓种植,不可能出现良好收成。
冀南、豫北及其相邻山西部分地是战国时魏国地,魏文侯任用李悝、西门豹等推行改革,社会面貌一新。司马迁说:“魏有李悝尽地力之教。” [20] 《汉书·食货志》录其农作规划,一家五口治田百亩,亩收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乃是全家衣食和解决病困以及赋敛等开支的根本。官府严重关切岁收丰歉,善于运用价格杠杆实施平籴与出粜,取有余以补不足,使农户不至轻易贫困破产。他的谋划付诸实施,魏国由是富强。
《史记》卷44《魏世家》云:“西门豹守邺,而河内称治。”卷29《河渠书》记“西门豹引漳水灌邺,以富魏之河内”。卷126《滑稽列传》载邺令西门豹“发民凿十二渠,引河水灌良田,田皆溉……至今皆得水利,民人以给足食”,由此“名闻天下,泽流后世” [21] 。
然而,上述记事却出现了非议。《汉书》卷29《沟洫志》记史起对魏文侯曾孙襄王说:“魏氏之行田也以百亩,邺独二百亩,是田恶也。漳水在其旁,西门豹不知用,是不智也……于是,以史起为邺令,遂引漳水灌邺,以富魏之河内。民歌之曰:邺有贤令兮为史公,决漳水兮灌邺旁,终古舄卤兮生稻粱。”谨查《沟洫志》文字乃是简单节录《吕氏春秋》卷16《先识览·乐成篇》,司马迁必然看过它,但未予重视,或者说是不相信。另一位和《汉书》作者班固同时代人王充,撰《论衡》卷2《本性》云:“魏之行田百亩,邺独二百,西门豹灌以漳水,成为膏腴,则亩收一钟。”可证西门豹引漳灌邺并不能轻率否定。看来,史起后为邺令,亦有业绩。西晋左思《魏都赋》云:“西门溉其前,史起灌其后。”如此认识,似乎比较公允。《水经注》卷10《浊漳水》记:“昔魏文侯以西门豹为邺令也,引漳以溉邺,民赖其用。其后至魏襄王,以史起为邺令,又堰漳水,以灌邺田,咸成沃壤,百姓歌之。”《元和郡县志》卷16也都是将西门豹、史起并提。《册府元龟》卷678《兴利》记五代时磁州水田,亦云:“西门豹、史起所理漳滏十二澄之遗迹。”如此叙述,都很正确,实在不能忘其祖西门豹也。
水渠使用要常加检修,以利充分发挥效益。《后汉书》卷5记元初二年(115年)正月,“修理西门豹所分漳水为支渠,以溉民田”。二月,诏令河内(河南武陟南)、赵国(河北邯郸)等地,“各修理旧渠,通利水运,以溉公私田畴”。由此可见,邺城、魏郡等地的农田水利工程,自战国以至东汉,长期备受重视。因此,水田和旱地种植业得以兴旺发展。
生产好坏,牵涉着劳动者本身的生活,也与食邑收租者利益攸关。西汉著名酷史张汤孙张延寿历位九卿,《汉书》卷59云:“别邑在魏郡(河北磁县),租入岁千余万。”其后徙封平原(山东平原),“户口如故,而租税减半”。清楚显示出同在海河平原的不同地域,生产水平存在大有差异。魏郡有不少内外园田,官府通常以之出租,“分种收谷,岁数千斛”,延平元年(106年),郡守黄香将园田分给百姓,“课令耕种,时被水年饥……荒民获全”。农民自有了耕地,克服了重重困难,在灾年仍获得了较好收成。永康元年(167年)八月,魏郡嘉禾生 [22] ,嘉禾自是农民精心培育的良好品种。
魏郡东南有东郡(河南濮阳南)是兖州属郡,西汉时,黄河数次在此决堤,成帝时,郡守王尊率众上堤抢险,大振士气,水不为患。宣帝时,郡守韩延寿“广谋议,纳谏争……治城郭,收赋租,先明布告其目……在东郡三年,令行禁止,断狱大减,为天下最”。他施政比较民主,收租赋相对合理,社会秩序趋于稳定。前已提到东郡守鲁丕兴修水利,很有利促进农作兴旺发展。东郡南有泲水(濮渠水),流经今河南原阳、封丘一带,东注入大野泽。《淮南子》卷4《坠形训》称:“泲水通和而宜麦。”可证西汉时这一地域已是盛产小麦著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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