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民族战争中中日双方力量消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空前觉醒了。还有一个过程同时展开,这就是人民战争中国民党、共产党力量消长的过程。国民党控制国家政权,可以调动全国军队,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与之不成比例。但是国民党主张片面抗战,不发动人民群众参加,武汉失守以后,正面战场作战由于指挥不力,打得很不好。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蒋介石还不放弃反共,一再制造反共高潮,意图在抗日民族战争中消灭共产党。1941年“皖南事变”,歼灭新四军军部连军长叶挺在内9000余人,一时在国内造成亲痛仇快、内战再起的局面。共产党本着政治从严、军事从宽的原则,进行了有理有利的斗争,保住了国共合作的大局。“皖南事变”在政治上给了国民党以打击。大后方的民主势力高涨,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是一个标志,表示着中间势力对国民党政府的离心力增长了。1944年日军发动“一号作战”,造成正面战场豫湘桂大溃败,日军兵锋到达贵州独山,引起了整个大后方民心极大振荡。这时候,欧洲反法西斯战场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第二战线已经开辟;国内敌后战场不断扩大、声势蒸蒸日上,正面战场竟然一败涂地,全国人民,特别是大后方人民对国民党政府领导抗战到底的能力,发生了从来未有的怀疑。敌后抗日根据地政治民主,民心向上,国民党统治区独裁专制、贪污腐败横行,大后方的大学教授、工商界人士、民主党派的政治倾向发生了动摇。美国记者、大后方报纸记者,纷纷访问延安,乃至六参政员延安之行,都大大增加了人民对国民党政府的不信任,而把新中国的希望、把中华民族复兴的希望寄托在延安,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原来比较超脱、不大过问政治的大学教授和工商界人士,也都开始联系政治现实,发表政见。正是在这样的民意背景下,1944年9月,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林伯渠代表中共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了废除国民党一党专制、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这个主张,出人意料地得到了中间势力的支持,得到了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应。中国民主同盟公开发表声明,主张结束一党专政,建立各党派联合政权,实行民主政治。这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动向。成立联合政府,一时成为国内政治舆论的最强音。毛泽东后来说,联合政府口号一提出,“重庆的同志如获至宝,人民如此广泛拥护,我是没有料到的” [9] 。国内政治的天平明显地转向共产党。美国人谢伟思当时就看出了这一点。他写道:“随着国民党失败越来越明显地暴露,中国国内的不满在迅速发展。党的威信空前低落,蒋越来越失去作为领袖曾一度享有的尊敬。” [10] 国共两党力量在中国政治上的消长成为这时期转变中国命运的关键。著名历史学家金冲及说过:“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的人心变动发生在1944年豫湘桂大溃退后。它造成的强大冲击波,不仅影响抗战最后阶段的国内政治局势,而且延伸到战后,在相当程度上埋下了国民党政府失败的重要种子。” [11] 这就是为什么抗战胜利不久,在决定中国命运的时刻,只用了不过三四年时间,不论在前方后方,共产党都得到老百姓的全面支持,迅速取得全国政权的原因。
抗战胜利是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标志。中华民族复兴的希望在哪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里,在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所规划的中国社会发展的前景里。所谓中华民族的复兴指的是什么?指的是彻底粉碎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企图,把日本帝国主义全面赶出中国,把国际帝国主义强加在中国头上的枷锁《辛丑条约》彻底废弃,中国成为一个主权完全独立的人民共和国。由于抗战胜利,日本从中国领土完全退出,包括从台湾和澎湖列岛退出,中国成为联合国发起国和常任理事国。这个目的基本上达到了。这是中华民族复兴的第一个含义。第二个含义是,废除独裁专制政府,建立民主联合政府,选择中国社会独立的发展道路,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这一点,由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在抗战时期的完美结合,诞生了毛泽东思想而基本上获得了解决。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中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系统理论,为抗战胜利后中国社会发展道路描绘了蓝图。只要上述目的达到,中华民族复兴就有希望了,中国现代化的道路就通畅了。
以上所述,就是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历史意义。这也就是我们今天纪念抗日战争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原因。
[1] 本文原载《抗日战争研究》2005年第3期。
[2]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中译本,第383页。
[3] 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下册书影,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
[4] 威尔纳:《日本大陆战略危机》,《解放日报》1945年7月18日。转引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下册,第735页。
[5] 引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下册,第8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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