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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国近代史:基本问题

中国近代史在中国历史学研究中,是一门新兴的重要的学科。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要性被突出地提了出来,瞧不起近代史研究、“书不读三代以下”的学术界旧习气得到了根本的改变。这是因为,工人阶级(通过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人民民主专政的新的共和国家的建立,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国帝国主义对这个新生共和国的封锁,人民群众为建设自己的国家而勃发的主人翁精神,以及在旧废墟基础上建设新国家所碰到的旧社会遗迹的反抗,等等,要求人民的历史学家认真思考: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如何取得的?这就要追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如何走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道路的历史,研究帝国主义对华侵略以及历代统治阶级的对策,研究地主阶级、农民阶级以及资产阶级在其中的表现,尤其要总结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的历史经验。这就是说,社会历史的大转折,提出了建设中国近代史学科、加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要求。

标志这一重大改变的事实是:第一,1950年从解放区进入北京的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改建为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成为新组建的中国科学院最早建立的研究所之一,由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范文澜出任所长。一批具有一定素养的历史学者、年轻的大学毕业生和研究生以及在旧中国从事历史研究的学者,汇集到近代史研究所。第二,各综合大学和师范院校的历史系开设中国近代史课程,设立中国近代史教研室,一批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和教学人才从中培养出来;以上两项加在一起,在全国各地形成了一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基本力量。第三,一批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撰写的近代史著作和严谨的考据书籍出版发行,奠定了这一新兴学科的学术地位。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册、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50年代初修订重版,大量发行,在建设马克思主义的中国近代史学科方面起了奠基作用。刘大年的《美国侵华史》、黎澍的《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政治》(1954年修订版)在促进中国近代史研究、建立中国近代史分支学科方面也起了作用。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事考》等几本史料考辨集的出版,为把中国近代史的一个专门分支——太平天国史研究放到可靠的史实基础上作出了贡献。

中国近代史研究在1966年以前的17年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它首先表现在,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中国近代史研究获得了正确的方向。从事近代史研究的学者热烈研读、努力熟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尝试、探索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指导近代史的撰述,在批判旧中国封建买办阶级史学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体系、见解方面取得了共同认识,接受了基本上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看待、研究近代中国历史的理论。同时也注意吸收旧中国资产阶级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史的积极成果。李剑农《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一再重版并受到欢迎说明了这一点。

50年代关于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是近代史学界学习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积极行动。1957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一书,结集了参加这次讨论的胡绳、金冲及、范文澜、戴逸、荣孟源等人的论文。中国近代史的分期是个具体问题,关键是如何认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这就涉及一系列理论问题,它们是: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指导近代史研究,如何对待近代史研究中的旧史学观点,如何确立中国近代史的总体系,如何评价近代各阶级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如何认识近代中国发展的主要脉络等。胡绳提出了基本上用阶级斗争的表现来做划分时期的标志和三次革命高潮的概念。参加讨论的学者从不同角度探讨了中国近代史的主要内容,涉及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不同理解和运用,提出了关于历史分期的不同主张,但对于胡绳的意见,与议者多数表示了赞同,并无根本的分歧。这次讨论后,有一批中国近代史的著作问世。代表性的著作有郭沫若主编、刘大年负责编写的《中国史稿》第四册(1962年版)和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第四册(1964年版)。两书虽各只有十几万字,却反映了新中国的史学工作者对近代中国历史的基本认识,建立起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基本框架,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和教学起到了指导和参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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