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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扬马克思主义在史学领域的开拓精神

——纪念范文澜诞辰110周年

范文澜先生诞辰110周年,我们今天集会来怀念他,缅怀他在学术研究事业上的功绩,是很有意义的。

范文澜的学术贡献是多方面的。他早年的学术成就主要是在经学和文学方面。1929年出版的《文心雕龙注》以后多次再版,直到1958年还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校定本。这本书至今仍被文学史家看作是《文心雕龙》的权威注释本。1933年出版的《群经概论》,是经过新文化运动洗礼后对传统经学所作的重要的学术研究。蔡美彪同志评论说,“范文澜不仅是新文化运动以前北大学习传统国学的最后一班学生,而且是当年北大国学的集其大成的继承人” [2] ,就是针对《群经概论》而言。1940年夏季,范文澜在延安新哲学年会作了三次经学史演讲,毛泽东听了两次。毛泽东在看了他的第三次演讲大纲后,特别给他写信,称赞他的经学史演讲“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这是头一次”,指出当时反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复古反动是思想斗争领域的“第一任务”。这是刚到延安不久的范文澜,作为传统国学的集大成的继承人,对传统经学所作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是对思想文化战线上的无产阶级斗争的重大贡献。

范文澜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是史学领域著名的五老之一。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这五老,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各自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范老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历史的第一人,但却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指导撰写中国通史的最早的开拓者。1941—1942年延安出版的《中国通史简编》,是代表在延安的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说出对中华5000年文明历史的系统看法,是对前此各种有关中国历史的观点的系统批判,是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建立中国通史撰写框架的初步尝试。毛泽东对这部著作给予很高评价,据荣孟源同志回忆,毛泽东曾经说过:“我们党在延安又做了一件大事。我们共产党人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有了发言权,也拿出了科学的著作了。” [3] 尽管此后的历史研究者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可能又有了新的发现和前进,对中国通史的撰写框架可能又有了更好的表达,但是范文澜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总体擘画之功是载诸史册、不可磨灭的。建立中国通史撰写的科学框架,我认为这是范文澜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首先一个贡献。

范文澜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第二个贡献,是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近代史研究。1947年在华北用本名以及随后在重庆、上海用笔名出版的《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50年代经过多次修订再版,再版时改名为《中国近代史》上册),40—60年代所发表的若干有关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术论文,开辟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马克思主义的学术体系。这个体系简单地说就是把1840—1949年的近代中国历史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把这段历史划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这是建立在中国近代政治史基础上的划分,这个划分对于新中国的中国近代史学术体系起到了指导作用。尽管他自己对这个体系并不是很满意,尽管后来的研究者对他所建立的学术体系以及他的一些具体研究结论有不同见解,但是这个体系对确立中国近代史研究学科在中国历史学领域的学术地位,起到了指标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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