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新中国的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建立,范文澜起到了最重要的作用。可以举两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一是近代史研究所的建立。近代史研究所的前身是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范文澜作为华北大学副校长和历史研究室主任,在1949年4月带领历史研究室人员从河北正定迁到刚和平解放不久的北平,安顿在东厂胡同一号。1949年11月,政务院决定成立中国科学院,范文澜自己的古代史研究正在进行,他没有首先考虑在科学院建立历史研究所,而是率先将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归入科学院领导,改名为近代史研究所。这个举措对于新中国的学科布局,对于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影响是深远的。很显然,在旧中国,近代史研究是很不受重视的。解放初,各大学纷纷开出中国近代史课程,纷纷设置中国近代史教研室,不少大学派出青年教师到近代史研究所进修,今天还活跃在近代史研究工作中的老一辈的研究者,有一些就是在近代史所进修过的。这个研究力量的培养和配置,对于形成后来近代史研究领域的庞大队伍是功不可没的。刘大年在10年前纪念范老诞辰100周年的时候说过:“新中国研究近代历史的队伍,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他的培养和影响下成长起来的。” [4] 再是中国近代史资料的系统编辑。早在新中国建立前夕,范老负责中国新史学研究会(中国史学会的前身)的成立,就开始筹备编辑《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这个丛刊的编辑委员会赫然列上了徐特立、范文澜、翦伯赞、陈垣、郑振铎、向达、胡绳、吕振羽、华岗、邵循正、白寿彝等人的名字。范老是实际的负责人和推动者。以无产阶级革命家徐特立为首,由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为主并有当时最著名的历史学者组成的这个总编辑委员会,是迄今为止最高规格的历史资料编辑指导机构,反映了党和国家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视。这套资料到1961年基本出齐,如果加上1979年出版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总共出版了11种66册。这是新中国出版的最大的一部历史资料书,为推动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开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此外,新中国史学领域几项大工程,如《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的标点,中国历史地图的编绘,中国历史地震资料的编辑,都是和他的名字分不开的。
范老对中国历史学的第三个贡献,是在学术研究领域提倡、坚持、贯彻了百家争鸣的精神。最有名的例子当然是在历史分期问题上与郭老的争论。范老是“西周封建说”的最著名的代表人。历史分期问题的争鸣带动了50年代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历史研究的热潮。再一个是汉民族形成问题的争论,他的争论对象是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重要的领导人斯大林。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中提出,部族变成民族,是资本主义出现以后的事情。那么中国没有资本主义,汉民族是何时形成的呢?这是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范老通过他对中国历史的深刻理解,认为秦汉时期的汉族已经符合斯大林所说民族形成的四个特征,已经形成为民族,并且是秦汉以来中国成为统一国家的主要原因。斯大林的观点不符合中国的历史实际。他提出并坚持这个论点,挑战当时最大的理论权威,是有压力和风险的,事实上也受到一些学者的严厉指责。这个问题在理论界引起热烈的讨论,推动了历史学和民族学理论的发展。范老敢于在学术上坚持自己的观点,不仅是因为学者的勇敢,主要是对历史要有深入地研究。他说过:“学有专长而争鸣是好的,长于教条而争鸣那就很不好。”
这就提出了学风问题。所以,我认为范老对中国历史学的第四个贡献,是提倡并且力行实事求是的学风。范老认为,不肯下苦功夫,随意发表意见,或者抱着教条主义态度企图一鸣惊人式的争鸣,那叫做“潦岁蛙鸣”,好像雨后池塘里的青蛙鸣叫,噪声贯耳,与百家争鸣完全是两回事。只有真正进行了研究,作了深入思考,才能数年而一鸣,或毕生而一鸣,真正做到鸣,并不是容易的事。范老主张学习马克思主义,要在具体的历史研究中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要“神似”,不要“形似”,不要教条主义。范老的书和文章很少照抄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但是我们可以从他的论述中体会到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力量。范老经常强调要发扬“二冷”精神,即提倡坐冷板凳,吃冷猪头肉。这就是说,做学问,要埋头苦干,要不慕虚荣。做学问要有“等富贵如浮云”的精神。范老所提倡的这些学风,实在是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我们要细加体会,认真实行。
评论 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