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绳同志于11月5日去世,是中国史学界的重大损失,近代史研究所的全体研究人员和我感到十分悲痛。他的逝世,不仅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好的领导人,一位良师益友,对于近代史研究所和中国近代史学界来说,我们失去了一位学术上优秀的领路人。
胡绳同志与中国近代史学界,与近代史研究所,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近代史研究作为一个学科,在中国历史学中是一个很年轻的学科,最多不过100年。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则不过60来年。胡绳同志、范文澜同志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指导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先行者,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开拓者。范文澜1943年在延安发表《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1945年发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1946年在冀中根据地出版《中国近代史》上册,这是代表在革命根据地延安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近代中国历史的探索。范文澜是老一辈学者,由于革命事业的需要,他从一个经学家转变为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又进一步转变为近代中国历史的探索者。胡绳同志1937年发表《“五四”运动论》,1939年发表《论鸦片战争》,1948年在香港出版《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代表了在革命根据地以外从事革命活动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近代中国历史的探求。胡绳发表《“五四”运动论》时只有19岁,还是一个风华正茂的少年,出版《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也不过30岁,他的这本著作在解放后长期被作为学习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青年的经典读物。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册在北方的根据地出版,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在南方的香港出版,标志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研究和探索中国近代史的成功,为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建立和兴旺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新中国建立以后,胡绳同志要做很多重要的工作,但是他始终没有停止在中国近代史领域的探索。1954年,他在《历史研究》创刊号发表《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的重要文章,引起了新中国建立初期中国近代史学者的强烈关注和热烈讨论。在讨论快要结束的时候,新华通讯社为此发表了专题报道。1957年,《历史研究》编辑部汇集了三年来学者讨论文章予以出版。这是中国近代史学界学习唯物史观、寻求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建立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的宝贵记录。中国近代史如何分期,看起来是编写近代史教科书的一个具体问题。但是依据什么标准分期,却涉及历史观问题,涉及研究中国近代史的理论与方法问题,涉及叙述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主要任务是什么,以什么来做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问题。胡绳依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依据毛泽东有关中国近代史的说明,提出了“基本上用阶级斗争的表现来做划分时期的标准”的重要意见。他还特别指出,马克思主义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要求不是在于给各个事变、各个人物一一简单地标上这个阶级或那个阶级、进步或革命的符号。如果在一本近代史著作中不过是复述资产阶级观点的书中的材料,只是多了这一些符号,那并不就是完成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任务。“要使历史研究真正渗透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力量,就要善于通过经济政治和文化现象而表明在中国近代历史舞台上的各种社会力量的面貌和实质,它们的来历,它们的相互关系和相互斗争,它们的发展趋势。”应该说,这是第一次向学术界提出了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任务,从学术上提出了要使历史研究真正渗透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力量的重要观点。依据这种观点,胡绳还提出了“中国近代史中的三次革命运动的高涨”(此后史学界一般称“三次革命高潮”)的概念,并对1840—1919年的中国近代史分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这篇文章所引起的讨论,使一大批从旧中国走过来的近代史学者,和一大批刚刚走上学习和研究近代中国历史的青年,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和唯物史观的训练,这无论对中国近代史的学科建设和人才的培养,都是极为重要的事情。尽管对中国近代史上一些理论和具体历史问题的看法,学者之间并不完全相同,但学术界基本上接受了胡绳关于研究近代中国历史的若干指导性意见。过了差不多半个世纪,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有了很大的进展,有一些问题的研究结论,与半个世纪前,甚至与胡绳同志的研究,不尽相同。但是胡绳同志当年提出的要使历史研究渗透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力量的观点,仍在教育着今天年青一代的近代史学者。
此后,胡绳同志还在中国近代史领域发表了一系列学术论文,涉及太平天国、辛亥革命、孙中山研究、国民党历史以及抗日战争史,尤其是1981年出版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不仅对近代史学科的建设,而且对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主义教育起到了重要作用。
可以说,胡绳同志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在加强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方面,在引导学术界沿着正确的轨道发展方面,他都起着先行者、开拓者、建设者的作用。我认为,在胡绳同志去世的时候,我们指出他在中国近代史领域的这些贡献,是非常客观的,是实事求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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