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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基本评价和方法论问题

中国近代史研究,我指的是1840—1949年之间的中国历史的研究,最近30年来,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每年发表的学术论文以千计,每年出版的学术专著以百计。去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论著目录》,收录了1979—2000年的论著,仅仅22年,大约6万条,仅仅目录索引,全书就达到200万字。限于出版社要求的篇幅,还删去了近2万条。中国近代史研究成果之丰硕、浩繁,是令人兴奋的!我们大概可以说,中国近代史作为中国历史学的二级学科,其研究成果数量,大概不会亚于其他学科。不要说30年前,就是20年前,我们还可以把史学刊物上发表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文章看一遍,现在是否还有人能够这样做,就不得而知了。金冲及同志以前说过这样的体会,我也有这样的体会,现在则很难做到了。

1998年12月,为纪念新的历史时期到来20周年,我曾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题目叫做《20年:中国近代史研究正在走向成熟》。在这篇文章里,我列举了中国近代史研究正在走向成熟的标志有三个。过了八年,今天来看这三个标志,大体上还是可以的。

今天再来说明这三个标志。第一,1976年以前27年,出版的近代史论著不过200种,发表的论文不过5000篇。这个数字,与1978年以后的20多年,是不可同日而语了。不仅学术研究的成果大大胜于1978年以前20多年,而且研究范围大大扩展,近代史研究打破了以往仅仅局限于革命史、政治史,尤其是局限于八大事件的框框,研究的领域大大拓展了。今天,不仅原有的政治史在继续研究,中外关系研究继续深入,而且大大加强了经济史研究、思想文化史研究,新开拓了近代社会史研究、近代史学史和史学理论的研究。大多数研究者都认识到,把中国近代史的时限从1919年延长到1949年是完全必要的,这一点,今天大概可以说已成定议。原有的政治史热点降温了,比如太平天国史、义和团运动史、辛亥革命史等,但是新的热点又产生了,比如民国史和抗日战争史的研究。许多研究者的研究兴趣,都从以往的晚清史转移到民国时期的历史。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为例,20世纪80年代以前,大多数人从事晚清史研究,此后大多数人则转向民国历史的研究。中共党史研究也很活跃,而且有跳出原来中共党史圈子的现象,近代史研究者也有逐渐染指中共党史研究的趋势。学术界大量引进、借鉴了国外的史学研究方法,国外有关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要论著,很快就有中文版出版。学术社团纷纷组织,国际、国内和海峡两岸的各种学术讨论会频繁召开,表明了学术研究的活跃而有生气。

第二,学术争鸣的气氛日渐浓厚。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关于太平天国的历史评价,关于洋务运动研究,关于戊戌维新运动研究,关于义和团的历史作用和地位,关于辛亥革命的研究及其评价,关于抗日战争时期的历史诸如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的关系、抗日战争领导权问题等,以及人物研究诸如林则徐、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孙中山等,都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与争鸣,许多争论到今天还在继续。甚至关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指导作用,也有不同的理解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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