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年的学术生涯 [1]
一
1998年11月中旬,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代表团访问日本,83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名誉所长刘大年同志率团前往。在会见日中友好会馆会长后藤田正晴先生(84岁)的时候,在会见日中历史研究中心评议委员会座长隅谷三喜男先生(82岁)的时候,在会见京都大学名誉教授井上清先生(85岁)的时候,刘大年就中日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即历史认识问题发表讲话,引起了与会者的注意。此行另一个意外收获,是刘大年会见了半个多世纪前在八路军总部白求恩医院工作的日本医生山田乙郎。1943年,刘大年从冀南去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在山头与日军遭遇,跳悬崖脱险,但肺部受伤破裂,生命垂危。山田出主意,用中国的传统药物治疗,终于转危为安。山田乙郎是八路军的日本俘虏,东京大学医学部的高才生。他在八路军中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抗战胜利后回国,转为日本共产党党员,在东京代代木医院当院长,更名为佐藤猛夫,今年已经89岁,头脑清楚。据陪同会见的日本友人在日中友好会馆的会见会上当众介绍,刘大年先生与日本的白求恩的会见场面是极为感动人的。刘大年对于这次能够见到战场上的日本朋友之一,在整个访问期间,都非常兴奋和愉悦。
刘大年于1915年8月出生于湖南华容县一个中小地主家庭。抗日战争前家境已经衰落。六岁入小学,大部分时间念私塾。1936年肄业于长沙湖南国学专修学校。1937年夏天,他为了寻找职业,正住在武昌粮道街一家学生公寓里。7月8日傍晚,当报道发生卢沟桥事变的报纸“号外”在武昌蛇山传播时,他在蛇山和黄鹤楼一带看到了临时偶然聚集起来的大量人群,在那里议论卢沟桥和宛平城的战事。那些带着愤怒和兴奋情绪的人群的激昂议论,使他感受到了中国人的民族精神和爱国情怀。平津失陷,日寇深入国境,国家危在旦夕。抗日战争的时局大变动改变了国家的命运,也改变了周围的环境,他受爱国思想和求知欲驱使,决定去延安。1938年从家乡到长沙八路军办事处,受到湖南知识青年尊崇的“徐先生”徐特立、老资格共产党人王凌波指点,8月间到达陕北,进了陕北抗日军政大学,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翌年抗日军政大学第五期毕业。抗大毕业后他被分配在冀西和冀南抗日根据地工作。以后长期生活、斗争在河北平原和太行山上。
1939年起,他先后任冀西专区行政干部学校教导主任,冀南行政主任公署、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冀南行署宣传科长、教育科长,冀南抗战学院、政治学校教员,北方大学工学院副主任,北方大学、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副主任。1950年5月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成立,担任研究员,兼中国科学院编译局副局长,并为科学院党组成员。1954年以后,任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那时候,近代史研究所所长范文澜年事已高,经领导机关同意,专心于中国通史的写作,由刘大年主持所务。“文化大革命”中被作为走资派批判,下放劳动。1978年恢复工作,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82年以后,他离开近代史研究所的实际领导岗位,任近代史研究所名誉所长,摆脱了繁杂的行政事务,他能够集中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关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事业。
从小学至湖南国学专修学校肄业,刘大年大半受的是旧式传统教育。他把所谓“国学”看作根本学问,一意追求,很少接触社会政治现实。到陕北以后,读到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原著是《共产党宣言》。虽然似懂非懂,却在自己头脑里打开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天地。从此,只要是新书,不管是政治经济学的、哲学的、外国历史的,都如饥似渴地去读。从湖南到陕北的途中,他还提醒自己:“国学”是我们祖宗立国的根本,不可忘记。读过那些有限的新书以后,仿佛大梦初醒。盲目崇拜孔学的观念,不知不觉烟消云散了。他从此确立起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和献身革命的人生道路。那条道路,最现实的就是到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前线去,从事民族解放的斗争,经受锻炼和考验。这是那时许多有觉悟的青年知识分子共同走过的道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各方面事业的干才,很多是这一代经受过抗日战争烽火洗礼的青年。
在抗日根据地里,他一直从事宣传教育工作,需要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同时又在一些院校、训练班屡次讲授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运动史等课程,更需要读有关的书,特别是读历史书。抗日根据地环境艰苦,谈不上多少文化设施,但也不是无书可读。李达的《社会学大纲》、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吕振羽的《史前期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以及苏联人、日本人讲中国社会历史的书,在少数人手里仍然能够找到。他就是在那时读到上面这些著作,并引起对哲学、历史学的重视的。抗日战争的八年,在一方面可以说是他为以后从事学术研究工作做准备的八年。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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