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毛泽东1939年12月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说了这样一段话:“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政变(按:系戊戌变法之误)、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直至现在的抗日战争,都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 [2] 又说;“自从一八四○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 [3] 这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中国近代史的“两个过程”。我认为,这仍然可以看作是对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最确当的概括。
毛泽东对中国近代史作出的“两个过程”的概括,是根据中国人民长期革命实践才取得的。中国人民为此花了几乎一个世纪的时间。对中国的社会性质,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没有作出说明。列宁虽然在1912年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民粹主义》一文中指出中国是个落后的、半封建的农业国家,在1915年的《社会主义与战争》和1919年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民族主义和殖民地问题提纲》中说中国是半殖民地国家,但是并未作出论证。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的20世纪初期,中国人对中国的社会性质,对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应取何种态度,都没有正确的认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初期,把正确认识中国社会性质及革命基本问题提上日程,但问题并未得到彻底解决,以致在二三十年代,还爆发了一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大论战。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对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问题进行了严肃思考和理论创造。毛泽东在1939年底和1940年初连续发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论著,系统地、科学地、正确地解决了这一问题。毛泽东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 [4] 中国共产党制定中国革命的总战略、总策略就是建立在对中国国情的正确认识的基础上的。所谓中国的国情,最根本的就是中国社会的性质。毛泽东不止一次强调指出: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认清中国社会性质问题,才能解决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问题。毛泽东关于“两个过程”的概括,正是基于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分析而形成的对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认识。这是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的历史实际、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
近代中国的历史实际就是,一方面是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统治者相勾结,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另方面必然是中国人民的不断反抗。中国人民的根本任务就是首先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实现的根本途径就是人民大众联合起来,在先进阶级领导下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只有驱逐了帝国主义势力,中国才能争取到民族独立;只有推翻了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中国人民才能获得民主解放,从而达到真正的社会进步。因此,只有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才是中国争取民族独立和谋求人民解放的正确道路。新、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社会性质是一样的,由此决定的革命对象,革命动力也是相同的,不同的仅在于革命的领导力量和革命的前途不同。而有的论者认为,在中国近代史的前期,争取独立和谋求进步的根本道路,主要应该是向西方学习,发展资本主义。由于提出这种见解的同志在说明近代中国的根本道路时,回避了反帝反封建的问题,不能不使人产生这样的感觉:中国似乎可以不经过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只需向西方学习、发展资本主义,就能实现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这就不能不涉及近代中国革命道路的问题。
从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说,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是历史的一大进步,但是在近代中国那样的特殊环境下,向西方学习,发展资本主义不可能成为争取独立和谋求进步的根本道路,因为帝国主义不允许中国发展独立的资本主义,先生老是欺负学生。许多先进的中国人努力这样尝试过,都失败了。孙中山先生高明之处就在于他懂得了要救中国,必须革命,必须争取国家的独立、自由和主权。在新中国成立以前的近代中国历史上,抛开反帝反封建,抛开民族独立,仅仅强调向西方学习,发展资本主义,是可行的吗?几个世代的中国人都做过那样的富强梦,中国并没有富强起来。研究中国近代史,不能不注意到这个最基本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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