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史学的特点之一是各种学术讨论会频频召开。中国近代史从鸦片战争起,包括太平天国、洋务运动、中法战争、甲午战争、戊戌维新、义和团、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以及中华民国史、抗日战争史、革命根据地史、中共党史等,分支学科如经济史、军事史、文化史、哲学思想史、中外关系史,人物如林则徐、左宗棠、蔡锷、孙中山等,还有近代会党、教案、光复会、中国国民党等,都曾召开过学术讨论会。讨论会后一般都有论文集出版。
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行开放政策相适应,近代史研究的国际学术交流开始兴起。越来越多的重要学术讨论会邀请外国学者参加。著名的有:1979年南京太平天国史学术讨论会,1980年济南义和团运动史学术讨论会,1981年武汉辛亥革命史学术讨论会,1984年天津中国抗日根据地史学术讨论会、广州孙中山学术讨论会,1985年涿县孙中山研究述评学术讨论会,1986年杭州章太炎逝世50周年学术讨论会、北京中美关系史学术讨论会、广州—中山孙中山研究学术讨论会,1987年苏州柳亚子诞生100周年暨南社成立80周年学术讨论会、杭州近代中国社会变革学术讨论会、广州廖仲恺研究学术讨论会、南京民国档案与民国史学术讨论会、深圳清代区域经济史学术讨论会,1988年广州陈寅恪学术思想学术讨论会及戊戌变法康梁研究学术讨论会等。不仅如此,中国学者还积极参加了在国外或境外召开的有关中国近代史的学术讨论会。1982年4月,中国近代史学者胡绳、章开沅、李宗一等应邀出席了在芝加哥召开的美国亚洲研究学会特别学术讨论会,与中国台湾学者秦孝仪、张玉法等一起讨论了辛亥革命史。1984年9月近代史学者余绳武、戴逸赴联邦德国参加第29届欧洲汉学家会议。1987年7月,刘大年、吴于廑、齐世荣、张振鵾等8名学者参加了在京都、东京召开的七七事变50周年日中学术讨论会。1988年12月,张寄谦、陈诗启、夏良才等参加了香港大学主办的首届中国海关史国际讨论会;等等。此外,在美国、苏联、日本、英国、法国、德国等国家和中国香港等地区 [3] 的一些学术会议、大学讲坛或图书馆、档案馆里,都可看到中国的近代史学者。中国学者开始在外国刊物上发表文章,外国学者也在国内刊物发表文章。近代史研究所编辑出版了《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已发行10余辑 [4] ,专门介绍外国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新成果,受到国内外学者的欢迎。
新时期近代史研究的最大特点是对以往研究的深刻反思。这一反思,当然是以全党、全国对国家的政治经济形势的反思为根据和前提。研究者们认为以往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阶级斗争学说存在概念化、公式化、简单化和形式主义的毛病,一部中国近代史只是一部中国近代政治史甚至一部中国近代革命史,经济史的研究很薄弱,中外关系史的研究重视的不够,思想史的研究刚刚开头,文化史(不论为广义、为狭义)的研究还没有提上日程,军事史的研究停步不前。就是政治史,也只是着重研究了革命的(进步的)阶级和运动,对统治阶级、地主阶级的研究则很不够,因此一部近代政治史也存在跛脚状态。1919年以后30年那样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对近代史研究者来说,几乎还是一片荒原。从近代史研究的总体布局来说,不少研究者对三大高潮、八大事件的固有模式感到不能满足,要求突破并探索更能反映中国近代史全局新模式,同时认为,以往从事近代通史或者近代史教科书编写的力量较多,各项专史的研究力量则感不足。近代史研究中一些带指导性的结论和概念如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农民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民族资产阶级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等等,大多数研究者都是接受的,但是缺乏严格的、科学的、建立在大量事实基础上的学术论证,因此难以经受住来自各方面的挑战。以往的近代史著作多限于描述历史事件及其过程,这当然是必要的,但显得就事论事,从宏观的把握和微观的剖析两方面来说,都缺乏研究、比较、论证,因而对纷繁复杂甚至相互抵牾的历史现象难以作出科学的解释,从似乎杂乱无章的历史事件中寻绎出历史发展的科学规律落不到实处,可能变成一句空话。这种状况,需要改变。
这种反思在研究者间当然远未形成一致的认识。因此,人们对近代史研究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作用、对近代史研究从何处深入,认识也不一致。刘大年提出中国近代史研究从何处突破的问题,认为加强近代经济史研究,中心意思是要加强唯物论理论指导,把中国近代史研究向前推进。又有人提出不同见解,认为加强文化史研究才是突破口。众说纷纭,不一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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